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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时代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就语源来看,宋元时期的“汉学”一词本来涵盖两汉经学,清末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古文家也将今文学归诸汉学。再则,嘉庆以后的今文经学丰富了汉学传统的思想内涵,其中虽有偏差,但程度不同地传承实证学风。故考察清代汉学既涵盖乾嘉古文经学及其流风余韵,又应包括嘉庆以降的今文经学。
清代汉学反映了一代学术主流和趋向,符合清学的基本情形。乾嘉时期,经学盛极,考据子、史书籍虽然也有成就,但总体上不能与经学比肩,而且一些论著带有“以子证经”或“以史证经”的色彩,诸子学、史学考据多少有点经学“附庸”的意味。至道咸以后,考据子书、史地的成就和地位更为凸显。倘若从宽泛的汉学范畴来说,则包括考据子、史在内的汉学至清末仍显勃勃生机,并无衰退之象。即使在经学领域,晚清汉学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大致说来,乾隆年间的重要学者惠栋、戴震、钱大昕、江声、卢文弨等人都崇尚考据,多注重开宗立派,建立学术壁垒。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等人也偏重考据和专精。嘉庆初年以后,新一代汉学家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人反思汉学积弊,治学领域有所扩展,大多趋于博通。其次,嘉道年间,汉学群体兼采宋学或讲求义理的倾向有所发展,逐渐成为学术主流,焦循、阮元尤为其中代表。再则,自嘉庆初年以后,士人的经世意识迅速传播,在学术上兼顾或讲求经世致用的汉学家有所增加,汉学逐渐走向经世致用。这些均为清代学术的重要转变,也是清末学术巨变的基础。
道光以后,汉学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其学术内容、价值取向及学术格局都较之以前有所变化,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且影响后世的学术精神。它们成为清季多数汉学家或考据家的学术共性,其主要内容是:一、经乾嘉学者弘扬的以求真为基础的实证学风;二、嘉庆以后不悖求真而又注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三、以调和汉宋、融合中西为标志的调适精神;四、以清末学术多元化为标志的民主性。这些传统在乾嘉之际已露端倪,至清末而更趋成熟和彰显。五四之后,这些传统因时发展,成为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