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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2)

2014-06-13 01:09

 仅从以上有限的例举来看，从4000年前到18000年前，几乎每一个千年纪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太皞）时代。关于伏羲的地望（或文化），则有西部仰韶文化说、西部马家窑文化说、东部大汶口文化说、中原说、中原裴李岗文化说。此外，伏羲的地望（或文化）还有其他种种说法，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认为“在长江流域，在今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一带，有许多苗蛮部落的活动。伏羲和女娲是这些部落中的著名首领”（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主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的还有陈建宪、冯天瑜等学者（陈建宪著《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34 页、192页，三联书店1994年11月北京版；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国传统文化浅说》1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这种说法与徐旭生的“三集团”说有关。陈连开先生在《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文中认为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长江下游 （《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史式先生认为伏羲、神农的地望均在南方，司马迁《史记》独尊源出西北相对晚出的黄帝给后世留下了后遗症（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王一兵先生认为“伏羲文化当于长江中游 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寻找。从目前情况看，1980年发掘的重庆江津县王爷庙遗址较为接近”（王一兵《“三皇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郑若葵先生认为“黄河流域仰韶早期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等，从碳14断代以及文化内涵看，均大体与传说的庖牺、神农文化相对应，而仰韶晚期文化、龙山文化等则基本与黄帝、尧、舜、禹文化相对应”（郑若葵《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与古苗蛮文化关系初探》，《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中原神话论》说：“女娲母系部族最早可能活动于中原北部太行山地区，后来在中原广大地区曾与东方族团伏羲部族发生了融合，进而与炎黄集团发生过大的融合 ”（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67页）。除了长城以北，中国所有的地域几乎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或伏羲神话的发源地。但是，长城以北也与伏羲有关：董万崙先生援引董立章先生的研究说，小朱山下层与新乐下层文化是伏羲（太皞）女娲文化与华胥文化融合北上进入燕辽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华胥集团核心在河南，其考古文化为裴李岗——磁山文化。伏羲（太皞）集团消灭华胥集团向北发展，进入华北、燕辽（董万崙《华夷、华夏、汉人在东方》，《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5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辽西地区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像，也被学者们认为是“女娲”（傅朗云《牛河梁“女神庙”族属考》，《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陆思贤著《神话考古》第二章“女神庙的发现和女娲神话”，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可见学界对伏羲（太皞）的年代、地望、文化的认识之混乱。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与伏羲的情况类似，学界对炎帝（神农氏）、黄帝等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或部落领袖的认识也是同样的混乱：炎帝（神农氏）的地望有黄河上游说、中原说、黄河下游说，有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有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黄帝的地望有陕北说、渭水流域说、中原说、华北说、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甚至也有黄河下游说（何新），去年又有人研究黄帝还巡视江南，5000年前“曾经在浙江永康的石城山生活过，并且以石城山为中心，足迹遍及浙江的金华山、仙华山、仙都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广东鼎湖山等地，在南中国撒播了华夏文明的种子”（新华社杭州2002年2月19日电）。同是中原说，又有不同的区分，比如黄帝的文化、年代，学界的主流认识是龙山时代中原的某种或某些考古学文化，又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张振犁先生则认为“黄帝和炎帝（神农）部族，最初都是在中原新郑、新密一带，由少典部族派生的两大部族集团”、“新郑、新密的广大山岳、丘岭地区，之所以堪称黄帝文化的中心，就在于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前后的文化遗址，都集中在这里”（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曝光——中原神话论》110——112页）。如果单看某专家在某篇文章中对某“帝”的研究，还都有点道理，至少大多数情况下你还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有文献依据，有神话传说，有古代遗迹、民俗民风，甚至他还有文化人类学、经典作家的“国家”形成理论作依靠，有的也 有考古材料充塞其间。但是如果将学界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堆来，那不搞得你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才叫怪！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根据中国的古代文献、传说以及有关遗迹、民俗研究中国的传说时代，有时还会推出一些怪相（虽然研究者常常也结合考古材料说事，但迄今为止现代考古学对史前文化的识读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其理论和方法本身都是有缺失或缺陷的，比如对史前纹饰的释读和理解，现在的考古学基本上无能为力，更谈不上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也可以说考古材料在考古界自身都没能很好地消化，更遑论考古界之外的学者），或者说它必然会出现一些怪相。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史树青先生据文献记载“舜生姚丘”、“舜生姚墟”之说考证，认为“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黑陶、骨镞以及稻谷、稻秸等遗物，可看出当时私有制已经萌芽，与姚墟的地望和历史变化有许多相似之点，故提出了河姆渡遗址为姚墟的观点”（陈旭钦、黄勉免《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文物》1994年第10期）；同时，何新先生依据文献和一些考古材料研究认为“黄帝和伏羲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黄帝作为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就是起于东夷的舜”、“神农炎帝就是《尚书》中所记中国最早的君主——尧”、“距今4000——6000年，这正是传说中的黄、炎帝时期”（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2页、69页、213页、338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版）。仅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汇合，我们就会看到：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伏羲、黄帝、舜共同生活着，当舜到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去接尧的班的时候，伏羲和黄帝也跟着舜去接尧的班；在四、五千年前的海岱地区，伏羲、黄帝、舜、少皞、太皞、炎帝、蚩尤（后面几位也被不少学者认为对应于东夷文化）共同生活在一起，当炎黄大战发生时，也就是伏羲或舜战胜了尧、杀了蚩尤，但是尧从华北平原下来到山西南部，与这些帝王根本没有接触就打了一场大败仗，这件事情同时也可发生在七、八千年前，而且还可以发生在一万年前或一万八千年前，因为伏羲的年代可以早到那个时候；这些事情同样可以发生在渭水流域、中原、长城以北地带、长江中游湖北、湖南、重庆江津等等。这种联想和类推当然是荒谬的，可能也很少有学者这样去联想。但这恰恰可以说明，我们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许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论证，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个0或者是一个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