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与启蒙：经世实学 思潮与社会批判思潮(2)
2014-08-14 01:40
导读：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就是从和批判理学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由此可见，明清之际提倡的新学风，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而产生的。学风问题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一代学风的形成与转变和当时的、、思潮密切相关。经世实学派的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不可否认，理学在初创之时，颇具有疑经、不守传注等创新精神，但其疑经往往流于主观武断；不守传注往往流于任意解经甚至改经，以致学界盛行穿凿附会、蹈空尚虚之歪风。早在明中后期。杨慎就已公开把程朱理学斥为“学而无用”之学，指出理学之根本错误就在于否定汉唐人对经典的研究成果，从而陷入“师心自用”和“一骋己见。扫灭前贤”的境地；把陆王心学斥为“学而无实”之学。走上了“渐进清谈，遂流禅学”的道路。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揭露说，那些谈论程朱理学的人，其实都是一群“口谈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的伪君子，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败俗伤世者。这群人虽口谈“我欲厉俗而风世”，但他们对社会道德和风气的影响。“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明末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吕坤也指出，学术要以“
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为目标，吕坤称“实学也，有用之学也”。高攀龙也强调“学问不是空谈。而贵实行”，如果“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明亡以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更是从文化的原因来阐释社会政治问题，把宋明理学清谈空疏之学风看作是明亡的根本原因。李塨说：“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之名，俱属琐屑。”李塨把明亡的原因归结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黄宗羲对明以来理学空谈性理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以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游谈，更滋流弊。……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宋明儒者“假其名以欺世。……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陆世仪把当时除六艺之外的“天文、、河渠、兵法之类”，皆看作是实用的学问。顾炎武反对“空疏之学”，力倡“经世致用”，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他撰著《日知录》的目的就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认为“文不关于经术政事者，不足为也”。顾炎武把当时理学的清谈与魏晋时期做了比较，指出：“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他指责那些夸夸其谈者“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在顾炎武看来。正是由于理学的清谈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是他从的回顾中和对理学的批判反思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理学的一种共识与历史自觉。李颙在提出“明体适用”主张的同时，指出“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主张用“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取代“凭空蹈虚，高谈性命”的俗学，把那些“明体而不适用”的人皆视为“腐儒”。史谓其“言言归于实践”。王夫之也主张“明体适用”，提倡“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傅山也认为：“兴利之事。须实有功。”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评价说，傅山是“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朱之瑜“论学问，以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如果说顾、黄、王、唐等思想家或偏袒程朱、或偏袒陆王，对理学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明清之际另一系统的思想家颜元、潘平格、陈确、傅山等人则对于理学或心学。一齐推倒，没有丝毫保留。颜元为学最强调实学实用，他认为，自汉晋章句泛滥以来，清谈虚浮日盛，尤其是宋儒“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其为学之要旨是“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必有事焉，学之要也。”颜元认为，要看一件事有无实用价值，实践是最好的标准。他把理学家空谈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予以根本扭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并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归结为实学、、实行。梁启超说他“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潘平格斥责理学家丧失良心、学杂佛老，根本谈不上是真儒。潘平格的反理学思想，在清初颇受重视，被誉为“儒门之观音”。陈确从另一个方面把怀疑矛头指向程朱理学数百年立论的根基之一——《大学》，作《大学辨》，阐明《大学》非圣经贤传，理学存在的根基被动摇，与之相呼应，傅山倡导的诸子学研究认为先有“子”，然后才有“经”，动摇了孔门独尊的地位，开创了清代诸子学研究的新风。总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群体已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因此，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们的普遍共识，也是引发经世实学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契机。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批判封建专制制度 高扬人的思想解放
与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相并行的是蓬勃兴起的社会批判思潮。如果说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侧重于“科学”的层面，那么，社会批判思潮则侧重于“制度”、“”的层面。在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不是来自于外部力量。而是萌生于理学内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结果。由于理学存在的基础之一就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论证儒家纲常的合理合法性，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长达六百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理学的过分政治化、庸俗化及空谈性理、空疏无用，在社会转型及、政治危机时期往往成为思想家批判的对象，这时候，这种理论形态的内部就悄悄孕育着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理性自觉与理性精神，孕育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个人幸福、个人利益，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和启蒙意识。从而滋长出人文启蒙思潮的缕缕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