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孔子的行政伦理思想体系(2)

　　二、修养注重实践性

　　在行政道德修养上强调为政者“志于学、志于道”，把“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其处世准则，处处约之于“礼”，时刻不忘“克己复礼”，视弘“道”和天下归“仁”为己任。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坚信“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把追崇的“仁”和弘扬的“道”努力躬行，致力付诸“实践”(指为政者个人行政道德修养方面的践履、笃行)。

　　孔子特别注重为政者的个人修养、主观践履，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出仕的宗旨是为了弘“道”、践“仁”和行“义”。孔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毅”(《泰伯》)；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微子》)；“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他强调对行政和道德的认识应努力在为政治国的过程中自觉地躬行，认为只说不做、言行脱节、知而不行者是道德虚伪，毫无实际的道德价值可言。

　　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L2(《里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他还提出“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躬行主张，把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和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使命紧密结合起来。

　　孔子虽把学与思作为重要的修养方法，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但他更强调学不是将人引向智者的思辨，而是要求“君子学而志其道”(《子路》)，即通过学习把握“道”，修身养性以行其“道”，去推行济世抱负：“仁以为己任。”(《泰伯》)就连培养弟子的落脚点也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书读得再多，若派不上为政的用场，这样的学习是无用的。孔子提倡“躬行君子”，反对夸夸其谈、阿谀奉承，认为这种人没有仁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子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孔子选拔人才的原则也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要求“士志于道”、“志于仁”(《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可见其反对消极避世，提倡积极用世，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执著态度去推行自己的济世主张。并进而提出了“杀身成仁”(《卫灵公》)的豪言壮语，既体现了为实现道德原则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又把“成仁”落实到了政治实践上。在践行规范——“礼”上，他也要求为政者日日“克己复礼”，处处约之于“礼”，努力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礼”的轨道，使自己成为“立于礼”、“知礼”、“事礼”、“崇礼”的君子典范。

　　三、行政人格具有双重性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理想行政人格多指君子人格，它是智、仁、勇三者的结合。“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格。他在《里仁》篇中反复说：君子“志于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体现了他对君子人格的希望和要求。

　　孔子的行政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是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即所谓“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