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死”时代中的朋霍费尔(2)

“上帝之死”这场庞大剧烈的变革不仅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的彻底消亡，而且也意味着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以基督教人性论和基督教道德为核心的伦理体系的彻底崩溃，首先更意味着当时的各种各样的神学的上帝概念的破产。“上帝之死”的境况提出的严峻的问题就是，基督教要么彻底消亡，要么彻底更新。整个处于这一前提之下的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不可能象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一样无动于衷。因为，在“上帝之死”的时代里，如果神学家和基督徒也默认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话，如果也支持传统的上帝概念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本身就不再有任何根基了。那样的话，除了是一种传统的惯性和宗教习惯之外，基督教神学和教会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尼采的“上帝之死”是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本身所面临的最紧迫和最重要的问题。“上帝之死”所引起的上帝问题在基督教内引起了双重的危机，即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tskrise）和现实相关危机（Relevanzkrise）。因此，二十世纪所有新的神学必然要打上“上帝之死”这一危机事件的明显标记。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神学都处在“上帝之死”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二十世纪西方神学和教会持续不断的变革正是回应时代中上帝信仰的艰难困境。 这其中，朋霍费尔乃是在神学上、在教会上以及在基督徒个体的实践上，最深刻、最诚实、最坚定地回应这一时代的困境的天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当代基督教圣徒。正是受到朋霍费尔的影响，才有二战后的英美的“上帝之死神学” （安立甘宗的阿尔泰泽、瓦哈尼安、范布伦、加尔文宗的哈密尔顿、安立甘宗的罗宾逊、考克斯、犹太教的鲁本斯坦等），和德国的莫尔特曼、云格尔、奥特和索勒等人的“上帝之死之后”的神学。

二、朋霍费尔的回应与反思

被罗宾逊称为“上帝之死神学之父”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最清楚地让人们看到时代信仰状况与信仰本身的区分，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何面对上帝被驱逐出西方人生活的中心的时代境况。朋霍费尔的事业一言以蔽之，就是阐明在一个“上帝死了”和“世界成年了”的时代中，做基督徒的意义、基督教会的意义和圣经话语的意义。

朋霍费尔1943-1944年在特格尔狱中，作为一个神学家、基督徒和同时代人，他以书简的方式向世界谈到了自己对时代信仰状况的诊断。他说，基督教在今天成了一个问题。赎罪和拯救，悔改和新生，神圣的圣灵，对敌人的爱，十字架与复活，在基督里生活，基督徒的身份，所有这些通通成了问题。人们不可能再具有宗教气质和宗教情感了。人们从生活中消除了痛苦，并以此为生活的追求。人们也几乎不再害怕死亡，也不再能理解原罪的意义。人们不再能理解什么是律法，也不再能理解上帝之国和公义了。在整个人类的各种事务中，在普通人的心中，被人们称之为“上帝”的东西正越来越失去他仅存的一点地盘。没有上帝的生活完全可能。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宗教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时代。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化枯竭的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激烈变革的时代。现在人们说“宗教”一词的时候，与它本来与信仰同义的含义已经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了。作为基督教之为基督教的宗教先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宗教性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果说在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上帝已经完全没有地盘的话，至少宗教还是保持为拯救个人的灵魂的私事。但是朋霍费尔说，他特别害怕与还有所谓宗教性的人在一起谈论上帝。因为那听起来不太真实。他们仍然一到智穷力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就谈起上帝。

他分析道，这种情况是一场人类走向自律、世界走向成年的运动的结果。他在1944年7月16日的信中说：“历史地看，走向世界的自律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神学中，首先是切伯里的赫伯特勋爵，他宣称理性对于宗教认识就充分足够了。在伦理学中，蒙田和博丹他们以生活规则取代了上帝的诫命。在政治学中，马基亚维利他使政治学说摆脱了普遍的道德，并建立了‘国家理性’学说。此后，仍然在人类社会自律的方向上，但内容又有所不同的是格劳修斯，他把国际法作为他的自然法，‘即使上帝不存在’（etsi deus non daretur），它也是一种有效的。这个过程最终在哲学中得到完成。一方面有笛卡尔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是一部机器，无需上帝的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则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认为上帝就是自然。康德根本上将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是泛神论者。这些思想的目标就是人和世界的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