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发展生产力的多维路径及其生态伦理审视(2)
2014-11-01 01:23
导读：③他由此揭示了生产力中的悖论：“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
③他由此揭示了生产力中的悖论：“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3页。)
（二）用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发展生产力。
在利益驱动下，现实中发展经济的常见模式就是赌上代价，结果堵塞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路，甚至招致难以预料的生态恶果。国内有论者曾经对美国西部城市波兹曼和中国贵州的一个山区作出了颇有生态环境韵味的分析比较：波兹曼是美国西部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那里的空气清新，水源清洁，环境宜人，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却偏低，家庭年收入两万美元左右，低于美国年均家庭收入三万美元的水平。而当地拥有蕴藏量很大的白金矿，假若开发该矿便可足以使该地区的经济迅速崛起，立即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当地的居民和历届竞选议员的人士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共识却是惊人的一致——宁要环境优雅、青山绿水的高质量生活，不要赌上环境、破坏生态的短期致富。而我国一些地区的做法却与此相反，如贵州有一个山区，原本是一个绿水青山、环境优美之地，可惜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当地居民在没有采取任何环保措施的条件下，进行土法炼铅，几年时间，空气中弥漫的铅粉等有毒物质将附近的树木花草全部毒死，方圆15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再也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居民饮水需从外地购买矿泉水；铅粉污染还严重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健康，不少人的眼睛被铅毒熏瞎，患上了不治之症。如此以“人体健康和生存家园为代价所获得的人均收入提高，这样的‘发展’对人类又有什么意义？”(注:何清涟：《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391页。)当然，赌上环境代价以祈求眼前经济发展招致生态祸患的，远不止限于贵州的个别山区。诸多毫无环保措施的造纸厂、水泥厂、化工－化肥厂等，把河水变黑臭、把天空变黑、把环境变坏的事，几乎随处可见。假如继续靠缺乏生态环境素质和能力的领导去做决策，用破坏生态环境的短期行为去发展生产力，其结果很难给人们带来好运。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三）用刺激和膨胀人的需求结构发展生产力。
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人的需求结构，与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并非是始终相吻合的，而是彼此存在着“互补”关系与“互斥”关系。因此，发展生产力的正面导向，在于谋求人的正向健康需求的满足，防止和矫正那些阻碍人的健康发展的负面需求的满足。这就是说，经验层面上所谓发展生产力的“赚钱生意”，并非都是值得肯定的，只能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为标准。根据这一原则，在非法的毒品生意之外，还存在诸多值得反思和矫正的经济现象，比如，烟草的生产和销售，农、化肥、
化学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等等，这类生产，在今天几乎成了收入的重要角色和经济发展的有机内容，成了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生产－生活需求。然而，这些生产链条所产生的有害于人体健康和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后果，正在日甚一日地显现出来，很值得人们去认真面对和深刻反思。
三、发展生产力的价值原则和环境伦理规约 回溯过去，我们曾经在忽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大搞所谓精神革命和建设，结果陷入了贫穷的误区；今天，我们在经济条件下注重了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生态环境需求却有所忽视，甚而出现了赌上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倾向。事实证明，没有文化的经济是建立在沙塔上的经济，失去文化品位和生态价值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不可持续的发展。当今时代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需要反思和矫正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异化”和“自然异化”，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用兼顾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近期价值与价值相统一的系统价值观，逐步代替狭隘的单纯经济观念和只顾眼前利益的片面价值观，同时兼顾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和生态环境需要。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发展生产力以谋求人的幸福，必须符合人道主义和伦理原则。这就涉及到“幸福与德行”的关系这样一个史上的千古难题。在古希腊
哲学那里，“斯多亚派主张，德行是整个至善，幸福仅仅是意识到拥有德行属于主体的状态。伊壁鸠鲁派主张，幸福是整个至善，德行仅仅是谋求幸福的准则形式，亦即合理地应用谋求幸福的手段的准则形式。”③(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永法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3、143页。)这里的分歧，在于德行和幸福究竟是谁包含谁的主从问题。但二者的统一或一致的属性，却是显而易见的。而康德的解决方式，则是采取了“在先”的原则，他设定纯粹法则作为命令，认为：“至善为这个存在者的那个愿望添加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幸福，亦即这些理性存在者的德性，因为只有它包含着他们据以能够希望凭借一个智慧的创造者之手享有幸福的标准，盖缘从理论上来考察，智慧意指对至善的认识，而从实践上来考察，它意指意志与至善的切合。”③于是，他便在至善的纯粹道德法则的基础上，完成了德行与幸福的统一。
哲学史上康德所试图实现的幸福与德行的统一，是先验设定的纯逻辑路径，它同现实人的生活与活动并不具有同构性，因而很少具有切实的价值论意义。从主体角度或人的对象性活动看问题，发展生产力以谋求人的幸福的过程，必须受制于伦理规范的审视与规约。概略说来，当今时代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应当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一）在以目的价值统摄工具价值的前提下，突出发展生产力“为人”的价值论原则。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同时提升人自身的能力和谋求生活资料的手段，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撇开人的需要和人本身的发展去孤立地发展生产力。如果一边发展生产力，一边却引起人的普遍工具化嬗变，人的体力和智力同时受到扭曲和摧残，那么，这种所谓发展生产力就是反人道、反主体的历史衰变过程，其结果，生产力成了有碍于人的发展的“异在”，这只能是有违主体利益的反生产力或负生产力。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二）在坚持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前提下，突出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相统一、兼顾双重主体的生态论原则。人类主体和非人类生命体都具有自身需要和满足其需要的“价值期盼”，并且彼此间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关系。因此，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不仅是同等重要的，而且，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生态价值往往重于或内涵着经济价值，发展生产力就有必要同时兼顾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并有一种生态价值优先的博大胸怀，以有利于双重主体的生存发展与和谐共处。对于当今时代的人类来说，更加重要的素质和能力是要自觉遵循生态伦理规范，学会同时对自身负责、对环境负责、对后代负责，在发展生产力的活动过程中，力求促使生产资源的可再生性、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生产产品有利于双重主体的安全、健康与良性发展的生态性。
（三）在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基础上，突出发展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原则。所谓发展生产力的可持续性，主要包括：其一，生产资源的可再生性，禁忌做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自断后路的事情，不要赌上环境代价只图一时的所谓发展；其二，生产过程的开放性与可循环性，超越那种“生产——消费——废品”的传统模式，遵循“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互补的生产模式，把不同层次、不同流程的生产门类彼此渗透和交叉互融于统一的整体生产过程；其三，生产效果的生态性与对象性，生产过程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本质上既是自觉的，又是自由的。所谓“自觉”，就是对于生产活动的“外在尺度”的自觉内化和遵循，力求达到活动结果的“合规律性”。所谓“自由”，就是对于生产活动的“内在尺度”的自觉体悟和尊重，力求使活动结果内在于主体，展示出生产活动全面实现人的价值的幸福感与无尚的美感与荣光，防止生产过程与结果成为游离于人和有害于人的“异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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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今时代，全面实现人的生产活动中的幸福与德行的统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就需实现从单一传统伦理向复合伦理的转向，把利他伦理、利己伦理和环境伦理有机统一起来，并对于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实行有效的伦理审视与制约。长期以来，我们曾经一味地强调用利他伦理抑制利己伦理，并为了实现有利于更多人的良好动机而全面向自然开战，其结果，不仅使更多人的利益受到威胁，个人利益没有了保障，而且使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因此，在我国漫长的社会转型期，需要“三维伦理”与之相适应，如果片面强调和坚持传统公利性伦理，那就必然会忽视和弱化市场伦理与环境伦理，从而难免导致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权”现象。所谓“软政权”现象，是指来自
的制度、、规范、指令、条例等等都只能是一种“软约束”，都可以“讨价还价”，即使国家制定了法律和制度，也不能被遵守，不易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加以有效实施。我国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领导指示比红头文件有效，红头文件又比法律有效”的现象，不少法律、制度没有领导批示就难以实施，于是，我们所期盼的“法治”总难免有“人治”的影子。这就容易在伦理领域衍生出“软道德”现象，即国家所倡导的一维伦理规范诸如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重义轻利等原则，形式上似乎完全覆盖社会领域，但很少有人去真心选择和潜心内化，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利性或功利性伦理规范则会普遍缺失，于是，市场经济也就很难摆脱“关系经济”的纠缠。在被“关系经济”扭曲了的市场领域做生意，市民不得不为每笔生意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找关系，不得不支付巨大的“租耗”去“打通关节”，而纯粹建立在信用、契约、基础之上的交易原则很难推行，这就必然极大地降低市场效率甚至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构建市场伦理规范有助于我国在培育和发展规范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市民社会同
政治国家的相对分离，使官有官德，商有商道，从而有助于从体制方面铲除权力商品化和权力腐败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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