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理性主义的发展与人类生存的危机(2)
2014-11-19 01:11
导读：本体。那么在深刻自觉到了理念或本体的实质性内涵，而突现了人的主体及其理性的近现代人那里，几乎失去了对自然整体的生命直觉，一旦提及自然，所
本体。那么在深刻自觉到了理念或本体的实质性内涵，而突现了人的主体及其理性的近现代人那里，几乎失去了对自然整体的生命直觉，一旦提及自然，所想到的乃是受必然性支配的
物理学、
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逐渐丧失了生命的直觉，以及对自然的疏远化。同时上帝的理念化遮蔽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自然神学的上帝的理念化，实际上遮蔽了信仰的上帝。如果说以色列人之所以信仰耶和华，主要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耶和华的呼唤，才能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那么，罗马人之所以信仰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的一生及其遭遇使人们意识到了人间的苦难和悲剧的根源以及人类生活的真正的永恒的意义。基督教信仰根源于这些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及它对个体所给予的启示，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和原理。信仰的上帝应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活的上帝。同样，当思想家们要改变传统观念中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对人性的否定性理解来力图把传统宗教改造成理性的宗教或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时，也就是要以理性来构造出神或把理性当神来看待。康德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神学人学化、_上帝人化之路，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本体论论证，到黑格尔那里神学和人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耶稣基督的本质在于神人同一性，神学和人学的解释循环实现了上帝的人化或人的上帝化。这样，神圣和世俗、彼岸与此岸得到了和解。那么与此同时，也正如尼采所说的，我们用海绵去把那个像大海那样拥抱一切、涵盖一切的作为整体的“地平线”(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世界)给抹去了。也许，上帝真的死了，而且显然是“我们把他杀死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人起立而人于主观性中的过程使存在者成了对象，……对存在者的消除，也即把上帝杀死……”。既然如此，人便成了“世界的主人”。在理性主义的视野中自然界不过是一个客体，人才是世界的主体，理性成为至上的原则和普遍的尺度，是人为自然立法。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已将培根关于运用知识统治自然的主张和笛卡尔关于“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观念付诸实现，自然已从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转变为被征服、被控制的外在实体。在启蒙时代，人们之所以有坚定的关于文明进步的信心，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怀有完全的“信心”，他们相信凭借理性的力量可驱散遮蔽着人类精神的无知和迷信，人们从此即可获得道德和精神的改善，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理性的进步统领着一切进步，有了理性的进步，不仅会有技术的进步，而且会有道德和精神的进步。今天，人类知识正在市场的激励下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但人类道德与传统社会人的道德相比较并没有进步。人类的德性已与知识分离，而这种分离就肇始于启蒙。事实上，理性本身始给不出什么终极价值的中性的东西，它既可以促使人们提高道德修养、追求神圣价值，也可以使人们陷人世俗情欲的满足之中，使自然失去神圣的价值而成为人的欲望的对象。科学技术在满足物资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新的危险，即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新疾病的不断出现等。科学技术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束缚和主宰着人类，这些都不由得人们对理性的片面执着进行反思。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远比我们想象立足的更深，伸展得更厂，它远在原子弹爆发之前就已消失了物，人借助技术理性从物理学的强制中摆脱出来，却没有获得自身的完全解放，而是陷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困境中。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没有彻底被消灭，只是在其存在中变了样。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变了样，而且首先是人变了样，变成了那个消除自在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的人。人已被降为对地球的完全的统治的最可靠工具，人和物的技术关系成为了最高的无条件的存在方式，人为应付因消灭物而来的可怕的空洞感，想要在极度不安中确定其本质，就会变本加厉起劲追求事物单纯的数量和秩序。于是，高科技一高消耗一高消费一再高技术……相应的是精神上的空白和人性、物性的贫乏、无聊、酗酒、吸毒……物事先被限定于某一方面，强行其进人非自然状态，以合乎技术的需要。实际上，早在十八世纪，卢梭就意识到了科学技术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在笛卡尔的技术逻辑刚刚产生时，和他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就已经深切的感受带理性主义所隐含的危机，他认为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人生的。人的心灵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如果说理性主义是种思维的形式逻辑，那么，人的心灵所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别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的解放”运动，除了理性的解放之外还包括世俗生活的解放，人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动物，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现实幸福的追求是合理的和无可非议的。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又把人的生活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人们的生活日益沉溺于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中，正义、人格、良知、贞操等属人的神圣的东西也日益成为追求名利的手段，权利和地位也日益成为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西方理性主义发展到现代出现了唯理智主义，这种样态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误区，它是在激励着人们追求上帝的“全知全能”，激励着人们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激励人们以无法触及无限的方式去追求无限。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德性与知识是不可分离的，苏格拉底有个著名的口号，“德性就是知识”。他所说的关于德性的知识相当不同于现代人所说的知识。他所说的知识不仅包括关于各种具体事物的信念，而且包括分辨事物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在解释苏格拉底的思想时说，“他相信所有的德性都是知识的形式;以至于当我们知道何谓正义时，我们便立即是正义的了。”可见，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知识主要是道德知识，是直接指导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关于人类综合性的信念，是对人生、社会、世界的正确的理解，是指导人生的艺术。古希腊人对德性的重视在中世纪人那里表现为对上帝的虔诚和拯救灵魂的努力。人既祟拜上帝的至善(尽善尽美)，又敬畏上帝的全知全丽，那种“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被视为不可赦免的罪恶。而在启蒙时代，知识的典范已不再是关于道德和生活的艺术，而是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自然科学知识。培根相信“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至此知识变成了“操纵和征服自然界”的“方法”或“有效的工作程序”。也正因为如此，知认才是力量。显然，知识与德性已然分离，对知识德追求即对力量的追求，而不是对德性的追求。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自文艺复兴始，西方人逐渐视“凡人的幸福”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于是，他们不再崇拜上帝的至善，不再向往“上帝之城”。人类又开始追求力量，并且日益滋长起“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人们当然明白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