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理性化：工业社会的两重维度(1)(2)
2014-12-02 01:13
导读：2. 自我超越——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 其实，马克思的异化观不但是对前人理论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对自身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是从人
2. 自我超越——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
其实，马克思的异化观不但是对前人理论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对自身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是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的超越。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的异化观超越与完善的轨迹。1845年以后，马克思的“异化”更多的是指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经验的事实”，而这种现象和事实受一定社会关系的控制。因此，异化现象必须与一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背景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同时，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具体的、历史的，不仅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本质，而且同一时代之中处于不同关系的人们也有不同的本质[8]。这也是说，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研究不再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进行历史的唯物的分析。
马克思异化观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化的同时，他的研究视域也逐渐从哲学领域转向社会学领域，作为社会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似乎更多的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认为，不是异化导致了私有制和分工，而是相反。在韦伯的视域中，这种私有制和分工到了工业社会就变成了官僚科层制的庞大机器，在官僚化趋势下，人们失去了积极创新的活力，沦为顺服适应现状的小螺丝钉般的秩序人，他们表面上看来都拥有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机会，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的压榨下，在官僚科层体制中毫无选择自由，只能循规蹈矩地运转，“理性”逐渐沦为“非理性”，成为一个悖论(paradox)。韦伯无疑绕开了阶级对立这一领域，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科层制的分析还是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支撑马克思的异化观，他在体制内的分析补充完善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二、韦伯的理性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支撑与充实
乔治·瑞泽尔认为，虽然马克思不是社会学家，也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尽管他的著作过于广博以至于不能全部放进社会学领域内，但一种社会学理论却是在他的著作基础上建立的[9]。韦伯所开创的理性化路径无疑是其中最为响亮的回音。韦伯谈及的“理性化”，似乎是社会各个行为领域逐渐分化的一个发展过程，其中，宗教、
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逐步廓清界限，依据自身的运动规律发挥作用。但是，这种“理性化”从一开始便包含着一种悖论，它不仅意味着不同价值的冲突，也蕴含着价值与结果的背离[10]35。
正如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必须回到社会关系中阐释一样，韦伯将理性化的起点界定为社会行为。他认为社会“关系”包含在行为中:“社会‘关系’应该是一种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相互调节的，并以此为取向的若干人的举止。因此，社会关系毫无例外地仅仅存在于发生在其(意向)方式可以标明的社会行为的机会之中，而首先不管这种机会建立在什么之上。”[11]他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他认为，进入工业社会后，后两种行为即情感行为与传统行为不再占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前两种行为尤其是目的合理性行为。在经济领域中，这种行为要求有计划地分配和利用资源，以成本观念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生产因而不再是为了维持必要之生计，而是经过有效的计算与管理来求取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无疑导致了“目的理性”或“形式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或“实质理性”之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官僚科层制的膨胀。在韦伯看来，目的理性的彰显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无疑充满了勃勃生机，它为工业社会描绘了一幅前景无限的构图，而人也在图中被脚手架、摩天大楼、机器、烟囱遮蔽起来。他一直认为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业社会生产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