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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我们首先无条件地信奉了艺术并理想化了审美,然后才去发现审美的社会意义,为它找到恰当的理由。由于不可抗拒的审美快感,我们信奉了生活艺术化。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审美与商品一样都具有拜物教的色彩。英国学者在谈到19世纪英国文学所经历的审美化过程时,使用了“审美拜物化”这一术语,(43)可以说切中要害。
因此,审美活动的动因或生活艺术化的内在动力来源于某种快感,拉康称之为jouissance,英文翻译为bliss,大陆翻译为“极乐”,台湾翻译为“执爽”。生活艺术化为我们带来快乐和美感,我们情不自禁,于是束手就擒。正如当代美学家指出,“人们为什么偏偏喜欢沉浸于美的享受之中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审美能带来愉快……”(44)那么这种极乐或执爽属于主体性范畴吗?这种审美快感是主体本身所固有并释放出来的吗?经历了后结构主义空白主体的理论洗礼,我们如何理解审美快感发生的位置?不在场的主体如何也能拥有审美快感?审美快感究竟属于我们自己,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飘然而至呢?
四、剩余快感
李泽厚所依据的格式塔心理学和荣格的原型理论等“内因论”无法解释快感的外在根源。为了重新理解审美快感与审美主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引进拉康的“剩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概念。拉康于1959-1960年举办的题为“精神分析的伦理”的讲座中,在评论古希腊悲剧《安提格涅》中合唱队的作用时为“剩余快感”举出一个精彩的例子。拉康说,“当我们晚上走进剧院时脑子里往往被白天的日常事物所占满:想着你丢失的笔,想着你明天要签的支票。你心不在焉。但你的情感可以由舞台上井然的秩序所管理。合唱队会管理你的情感。那些感情激越的剧情评论就是为你而作……即使你对此无动于衷也不要紧,合唱队会替你去感受。”(45)齐泽克补充道,我们“最隐秘的情感”,“诸如怜悯、哀泣、悲痛、高兴之类”,当然也包括快感,“都可以转移、转送他人,而不损失其真诚性”。齐泽克还举出更多的例子,说明“我们最隐秘的情感”如何可以“外在化和转移”。比如在葬礼上,死者的家属可以雇佣“哭灵人”代替他们哭泣,“通过其他人这一媒介,完成了我们哀悼死者的义务”。这种习俗在今天中国的农村地区仍然非常普遍。再有电视节目里的录音笑声,这在当今中国也十分常见。节目制作人雇佣一排排的观众,坐在台下提供笑声和掌声。齐泽克指出,他们“正在解除我们笑的义务,正替我们笑。……我们通过其他人这一媒介,度过了一段美妙的好时光”。(46)
以他人为中介去体验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形式,在我们周围并不罕见。许多人目睹过这一令人感慨唏嘘的社会现象:青春时尚、花枝招展的子女与衣装简朴的父母之间形成强烈反差。如何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理解“天下父母心”?最简明的理论是凡勃伦的“代理消费”。凡勃伦研究了19世纪的有闲阶级的家庭结构,发现富人本人的消费已不足以震慑邻里。只有富人身边的人,他的“妻子、儿女、仆役、清客”等人的豪华消费才能彰显主人的社会地位。凡勃伦以“攀比消费”概括这一“代理消费者现象”,认为这是“博取荣誉的一种手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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