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2)

　　如果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基本根源，那么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六个原因：1、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文明的差别更为基本；2、世界变小，互动增加， 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激发了文明的差别和敌意；3、现代化过程既削弱了国家认同，又超越了本土认同，使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世界出现了非世俗化；4、在西方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非西方文明发生了归根现象；5、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特性更少变化， 文化差别更难消除；6、经济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当它植根于同一文明时才能成功，而其成功又将强化文明意识。

　　二、批评与反驳

　　亨廷顿的文章标志着西方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从混沌中渐显雏形。1989年之后，由于突然失去了冷战对手，西方特别是美国曾一度表现出对新世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开始寻找国际政治的“新理论”，开始建立解释后冷战世界的“新范式”，并制订西方在21世纪继续其全球霸权的“新战略”。《文明的冲突？》是这种“新理论”、“新范式”和“新战略”的明确宣示。此文一发表，立即在美国、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儒家文化圈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批评。

　　对亨廷顿的各种批评就其实质可归纳为如下主要三点。第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冲突时代的结束”，〔9 〕全世界的文明将按照现代化的路线走向统一。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等于西化”，所以，他们所说的统一文明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全球将不可避免的西化。第二，国家按照利益为自己定位，不是按照文明定位。换言之，利益重于文明，国家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文明。所以，亨廷顿看作国家为文明而战斗的事情，实际上是“它们在争夺市场份额，在世界经济中从事残酷的竞争”。第三，国家高于文明。尽管冷战结束了，但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单位。用阿加米极其明确的话说：“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

　　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既没有把握住“文明冲突论”的实质，也没有击中其中要害。第一，冷战的结束不是“历史的终结”，全世界的统一文明并不存在，非西方国家并不必然地走向“西化”。第二，亨廷顿没有否定利益，《文明的冲突？》的唯一目的就是捍卫西方在后冷战时代的利益。只不过他认为，在后冷战世界，国家通常按照文明来确定利害关系，例如，西方文明国家在对付非西方文明国家时通常有着相同的利益。第三，亨廷顿承认国家仍然是“全球事务的基本角色”。但是，全球事务往往是超出单一国家的。在超国家场合，民族国家通常属于某种国家集团。在冷战时代，这样的集团按照意识形态划分；而在后冷战时代，亨廷顿认为只能按照文明来划分。

　　由于这些批评确实没有对“文明冲突论”构成有力的批驳，所以亨廷顿在一篇对批评的答复中显得更加成竹在胸。一方面，他批评批评者们提不出对后冷战世界图景的更好描述，也拿不出比“文明冲突论”更好的理论。另一方面，他竟然向挑战者们提出了挑战：“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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