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2)
2015-05-05 02:07
导读：在东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认同到完全否定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以前，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
在东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认同到完全否定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以前，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概念，完全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于是，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加清理地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他们主要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蓝本建立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上，他们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式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机械地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由于这种机械的认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集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适合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持全盘否定态度，而转向了完全认同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与之不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他们区分了列宁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有时代意义，但这并不等于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都具有普遍性，能够运用于苏联以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列宁哲学，尤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批评和拒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柯尔施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直接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还是阶级斗争，都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获得自己的历史内容，因而是一些特殊的、历史的范畴。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只是按照“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问题都只作抽象概念的分析，把它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原则，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名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模式化，并把它变成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信条的做法。他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柯尔施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特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殊性，而将它普遍化，这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实证化、教条化的根源。作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反抗，柯尔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历史主义的原则，要求联系资本主义形态的特殊性，从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一原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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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道路上，它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得更远。因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同时，也拒绝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化。这一批判起于20世纪初。当时，美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提出了美国社会“例外论”(Exceptionalism)。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特点是西欧和苏联社会都不具有的，因此，美国既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简单地搬用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结合美国社会的特点和哲学传统创造美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威廉·英格里西·沃林、马克斯·伊斯门、沃尔特·李普曼、悉尼·胡克等学者以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理论，创造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把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把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对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