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要素分析(1)(2)
2015-05-21 01:11
导读：这种差别就表现盘炭于传统儒学的认识和现代性的转化上。在80年代，李泽厚不仅反对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的理解，“如果仅以孔盂程朱或孔孟陆王作为
这种差别就表现盘炭于传统儒学的认识和现代性的转化上。在80年代，李泽厚不仅反对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的理解，“如果仅以孔盂程朱或孔孟陆王作为儒学的主流和‘正统’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程朱陆王所发展或代表的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儒学生命力远不仅在它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还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这就是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为代表的方面。”“如果说，孟子、《中庸》和宋明理学在‘内圣’人格的塑造上作了贡献的化；那么苟、易、董和经世致用之学则在培养人格的‘外王’方面作出了贡献。所谓‘现代新儒家’轻视和抹杀后一方面，并不符合思想史和民族性格史的历史真实。”而且对现代新儒家自身的理论建构的缺陷作如下判断：“现代新儒学不管是熊、梁、冯、牟，不管是刚健、冲力、直觉、情感、理知逻辑或道德本体，由于都没有真正探究到人类超生物性能、力量和存在的本源所在，便不能找到存有与活动、必然与自然、道德与本体的真正关系。”
90年代，针对现代新儒家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提倡“儒学四期说”。他认为，“儒家三期说”在理论上有表层和深层的四大偏误，在实践上也有两大困难，所以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构不成一个新的时期，恐怕难得再有后来者能在这块基地上开拓出多少真正哲学的新东西来了，现代新儒家只是现代宋明理学的回光返照，它是过去的暮影，不是未来的曙光。于是李泽厚提出“儒学四期说”，“我所谓‘四期’，是以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
那么，中国传统儒学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呢?主张“儒学三期说”杜维明认为，儒学要有发展，必须接受西化的考验，但我们既然想以不亢不卑的气度走向世界，并且以兼容并包的心胸让世界走向我们，就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功夫，让儒家传统(当然不排斥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其他传统、特别是道家和佛家)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的层面。只有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杜维明把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意识作为儒学向现代转化的关键，而李泽厚认为，必须面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挑战，这才是儒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儒学及其传统所面临的当代挑战来自内外两个方面，而都与现代化有关。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是反传统、反儒学。这是因为现代化带来了“个人主义”的问题。现代化使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力、利益、特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与传统儒学(人道存在及本质在五伦关系之中)成了两套非常矛盾与冲突的话语。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的体制、观念和方式，如社会契约、人权宣言等等，与传统儒学口格难通，凿枘不人。因此，儒学如果要在现代社会有所作为，必须另辟蹊径，另起炉灶。80年代，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一文中，对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和“外王”内涵如何向现代转化做了初步的思考。李泽厚认为，“第一，“内圣”和“外王”的关系。“外王”，在今天看来，当然不仅是政治，而是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现实生存，它首先有科技、生产、经济方面的问题；“内圣”也不仅是道德，他包括整个文化心理结构，包括艺术、审美等等。因之，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由“内圣”决定“外王”的格局便应打破，而另起炉灶。第二，现代新儒家是站在儒学传统的立场上吸收外来的东西以新面貌，是否反过来以外来的现代化的东西为动力和躯体，来创造性地转换传统以一新耳目呢?”具体的阐发在《漫说“西体中用”》、《再说“西体中用”》等文得到体现。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郭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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