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4)

我们生活在“瓶子”里而企图飞出“瓶子”之外去，“瓶子”是“现实”，飞出去则是“理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是康德哲学的出发点，实际上也应该是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康德哲学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哲学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否也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

二、康德哲学的问题

当康德登上哲学的历史舞台时，他所面临的理论背景，首先是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的争论陷入了困境（休谟）；其次是在启蒙主义的内部理性与自由陷入了矛盾冲突（卢梭）；最后则是在怀疑论和唯物主义的打击下，形而上学名存实亡。这三个问题也可以称之为“理性权威的动摇”、“自由的失落”和“形而上学的衰亡”。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康德哲学的问题，那就是：“在严格遵循必然的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有没有自由，有没有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和尊严”。这是在启蒙时代科学主义处于极盛时期的背景之下，康德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显然，康德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也是人类精神的价值重建的问题。康德之后一百年，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人类的新世纪即将开始，他面临的是如何重建价值的问题。尼采之后（1900）一百年，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重建价值的问题。

康德与我们，相隔200年。但是我们与他所面临的问题却是一样的。200年前，康德就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威胁，200年后，我们就不只是感受到这种威胁，而是身受其害了。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的时代”。尽管我们不再象18世纪康德时代那样视科学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相反，我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所谓真理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20世纪看作是“科学技术的时代”，因为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发展和进步是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然而，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但是却仍然无法阻止科学技术的威胁，而且是致命的威胁，例如环境污染、生物物种灭绝、核战争威胁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很多，但有一个最明显（也可能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失去了平衡，即是说，人类文明难以适应它自己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发展，换言之，人类并没有为使用已经出现并且投入使用的科学技术做好准备。1966年，海德格尔在回答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的访谈时曾经说，当他看到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他有一种惊惶失措的感觉，他认为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当时也许有人会嘲笑海德格尔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但是现在我们终于发现，海德格尔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代价了。

我们并不是在指责科学，我们其实是在指责自己。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错，即使科学技术毁灭了地球、毁灭了太阳系、甚至毁灭了银河系，那也不是科学技术的错。因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掌握科学技术更可怕的事了。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是地球上组织得最差最容易陷入危险而且最容易危及其他自然存在的生物种群。动物可以凭本能活动，它们的社会组织通常很少陷入危机，即使陷入了危机也可以自我调节，即使无法调节也不会毁灭自然，至多是毁灭自己罢了，虽然也可能间接地影响其他生物，但那毕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就不同了。人的自然进化早已停止了，他的进化是精神的进化、社会的进化或文化的进化。由于人类的进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甚至一个微小的因素就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人自己，而且包括整个自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