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哲学的层次结构——兼涉几个相关问题(5)
2015-07-12 01:15
导读:说起哲学,人们都普遍承认,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固有的学问。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可称之为"哲学"的思想内容,而是说作为一个独立
说起哲学,人们都普遍承认,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固有的学问。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可称之为"哲学"的思想内容,而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学科,它并没有能够在中国传统中建立起来。诚然,在中国传统中,"哲"字古已有之。但是,有"哲"字,并不等于有哲学。中国古汉语中虽有"哲"字,但尚未把它与"学"字联系起来,构成一门有独特对象和系统的理论学科;一些大体够得上哲学水平的思想言论,也往往包裹在、、伦理、军事等等议论中,而未能从中独立出来,构成为有系统的独立的学问。这一点,是大多数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也承认的。例如冯友兰先生就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金岳霖先生在为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的"审查报?quot;中,曾对"中国哲学史"这个概念进行了一番语义。他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个概念。这看起来有点咬文嚼字,实际上是别具匠心。按照我们的理解,前者以肯定中国有自己固有的哲学为前提,任务只是把这种哲学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整理和叙述出来;后者则不同,它不以肯定中国有自己固有的哲学为前提,因此任务便不是把已有的东西整理和叙述出来,其困难自然要大得多。
在这个困难面前,有两种可能的结局:(1)用"哲学"概念的本义审视和检核的结果,发现中国没有所谓"哲学",不仅没有独立的"哲学"这样的学科,甚至连够得上"哲学"水平的思想也没有,于是,"中国哲学"这个概念不能成立。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奉行"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极端化的做法,虽有其逻辑上的严格,但由于它把"哲学"的含义过分狭隘化,客观上甚至会助长某种文化偏执的狂热情绪,反而不利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清理。所以大多数中国学者(包括冯友兰先生)没有采取这种态度。(2)退而求其次,承认中国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哲学"学科,但又肯定中国有够得上"哲学"水平的思想,于是,按照西方所谓"哲学"的本义,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去搜寻这样的思想,并按照西方所谓"苎?quot;的范式去整理和叙述之。我们看到,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出版的两巨册《中国哲学史》,就是按照这样的路子写出来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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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
冯先生认为,西洋所谓"哲学",大体包括宇宙论(物理学)、人生论(
伦理学)和知识论(论)等几个部分。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可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大致有先秦子学、魏晋玄学、宋明道学和清人义理之学。
金岳霖先生之所以区分两种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是因为他意识到建立这样一门学科的基本困难。这种困难是前提性、根本性的,而不是技术性、枝节性的。哲学史成立的根据是哲学。如果连"哲学"都谈不上,自然谈不上"哲学史"。但是,即使承认前者,即承认中国有所谓哲学,而且是中国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也并非就毫无困难。只是困难发生了转移,由"是否有"哲学的困难,转移为"什么样"的哲学的困难。而这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什么是哲学",也就是哲学观的问题。金先生说:
欧洲各国的哲学问题,因为有同一来源,所以很一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与欧洲哲学问题一致,那么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哲学问题。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既然如此,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问题。
又说:
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在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的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