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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与“哲学立场”的确立(2)

2015-07-21 01:37
与此同时，当代哲学还有另一些哲学家为在新的时代捍卫与重新确立哲学的立场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一趋势上。自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以来，这一概念引起了20世纪许多哲学家的重视与 共鸣，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日常用法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日常生活批判”的高度重视，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对“生活世界”的阐述……，都共同地体现了这些哲学家回到“生活世界”、立足于“生活世界”重建其哲学立场的致思取向。（注：参见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从上述这一世界性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观照何中华与赵汀阳的对话，这种对话便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意义，他们不仅对当代哲学所提出的“哲学立场”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思考并作出了积极回应，尤其可贵的是还从不同角度切入了哲学立场的“生活基础”这一层面，自觉地把哲学立场的确立，同对生活意义的觉解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表明了两人的致思与当代哲学的最新动向具有深层的一致性。
具体而言，由于对“生活”的觉解采取了一种“超验”的态度，何中华实质代表了一种“超验主义”的哲学立场。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哲学立场只能是超验意义上的不可还原、不可归纳的逻辑自明性前提……哲学不需要明证，它唯一需要的只是超验的自明性本身。”（注：何中华：《“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正是在“超验本体”的展开中，哲学为人们提供一种超越现存生活的理想生活和高远意境，从而引导人们不断超越固有限制去追求一种应然的生活。哲学在对“超验自明性”的澄明中，显示了所有其它学科都不能代替的功能因而构成了它不可剥夺的独特立场与存在合法性。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与何中华相对，赵汀阳则代表了一种关于生活的“存在论立场”（虽然何中华认为赵代表一种“隐蔽的经验论立场”，赵自称“无立场的思想”，但笔者仍认为“存在论立场”是较恰切的概括）。他认为，对于哲学而言，“生活事物是唯一能够利用的存在论事实，”（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13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而且，生活的意义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于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生活的意义是“自足”的，具有“自成目的性”，因此，“生活首先是一个存在论事实，在它的存在论问题被阐明之前，任何断言都是没有根据的，唯一正当的方式是仅限于生活这一存在论事实所能出来的东西作为根据”，（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21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由此出发，“纯粹的思想反思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进入生活……一个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或者是一个对生活有意义的思想问题，或者是一个生活观念问题。”（注：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186-187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很显然，何中华与赵汀阳的哲学立场具有鲜明的精神气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根源于二人对于“生活”的不同觉解。从何中华超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赵汀阳显然是“以一种隐蔽的经验论立场在处理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亦即是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谈论哲学而已”；而从赵汀阳关于生活的存在论立场出发，何中华恰恰是在生活之外谈论生活，因而正是存在论立场所要禁止的，所以何中华的哲学立场显然要被赵汀阳归属于“旧哲学”的范畴。
在我们看来，何、赵两人由于对生活的不同觉解所形成的不同哲学立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它标志着中国哲学工作者对哲学立场的思考已真正走向自觉。但我们认为，由于两人在觉解“生活”的意义时，都只抓住了其中一个片面的环节，因而其由此出发对哲学立场的思考带有很强的知性思维的痕迹。其实，两人间的对立并非绝对不可消解，我们完全可以吸纳他们各自的合理内核，整合出一种更具理论包容力和说服力的哲学立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生活”进行真正辩证的觉解与完整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