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之间(2)
2015-08-23 01:06
导读：尽管”道统”一词出现较晚，但是传道统系却是原始儒家的一个老问题。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以”传心之法”（宋儒）还是以”心性”（熊、牟
尽管”道统”一词出现较晚，但是传道统系却是原始儒家的一个老问题。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以”传心之法”（宋儒）还是以”心性”（熊、牟等）说”道统”，均非原始儒家的本义。从孔、孟思想来看，儒家之”道统”首先是表现在政治与文教制度方面，此所以必须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中国上古社会之”立法”者也。其所立者不是”心性”之法，而是”社会”之法，是政治、文教与礼俗之法。孔子为甚么念念不忘周公？因为舍弃此一端绪，我们便无从知晓中国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演化，也无从理解何谓”中国文化”。《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可以肯定地说，这里所谓”尧以命舜，舜以命禹”者绝非”心性”之法，把”允执其中”理解为”人心”与”道心”之间，那也只是宋儒的说法。《论语》中此一段非同小可，它规定了儒家道统的基调：此”道统”不是”心性”或”传心”之统，而是政治法统。后来孟子讲传道统系，便是从尧、舜、禹、汤、文王、孔子讲，并表示”乃所愿学孔子”。依据通常的理解，孟子之”愿学孔子”者，乃是孔子的”仁学”；而实际上，孟子思想的落脚点是”仁政”而非”仁学”，是”政治”而非”道德”，或者说是道德化的政治而非后儒那种空谈心性的道德：”王道”与”霸道”之争才是孟子思想的核心。
图为当代三位著名儒家学者，左起徐复观、牟宗三与唐君毅。
牟宗三、钱穆等都强调唐、宋之间有一转向：唐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以下是”孔孟并称”。而以”孔孟并称”说道统，突出的是”内圣”方面。此一调整缘由何在？牟、钱两先生并没有确当的理解与说明。宋儒的出发点是针对佛教的挑战，而佛教的挑战不是来自政治、文教制度与法统方面，而是来自生命伦理、生命意义方面，来自”心性”方面。所以，宋儒以”孔孟并称”来讲儒家区别于佛家的”传心之法”，就不是没有道理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尽管表面上牟宗三与宋儒的道统论同样是突出了”心性”的层面，其涵义却完全不同：宋儒是在儒家政治与文教法统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说”心性”，其前提已经预设了儒家政治法统和社会规范的存在及其稳定性，此政治法统是起始于所谓”三代之治”，其间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牟宗三则明确指出儒家”道统”不能够从”三代之治”讲起，此所以他反复强调孔子之”仁教”乃是”对于道之本统之重建”。与此相联系，他也明确反对从”六经”方面来定位孔子，认为”对于《诗》、《书》、《礼》、《乐》、《春秋》，无论是删、定、作或只是搜补，有述无作，皆不重要”2 。所以，牟氏的特异之处不在于以”心性”说”道统”，而在于要舍弃”三代之治”讲”心性”、讲”道统”。此一点无论是相对于传统儒家还是自康有为到熊十力的近现代儒家来说，均属”革命”之举。此方面人们特别忽视了牟宗三与其业师熊十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还是依据今文经学的架构讲儒学、讲孔子，故”孔子作六经”是立论的基本出发点。
近代以来儒家所面临的危机与隋、唐之间所面临的危机有一个实质性的差异：前者首先是来自社会的层面，而与佛家的挑战是来自生命意义的层面不同。这一危机的深刻性在于它动摇了儒家的社会体制，儒家的”三代”法统。康有为彰”三世”之说，企图把危机处理为一个”三代”法统内部的问题（至少在形式上如此），但没有成功。此后，在近现代儒者那里，”三代之治”便成为了一个不能够不讲，亦不知道如何讲的问题。直到牟宗三明确主张舍弃”三代之治”。这一转折非同小可，它表明：儒家的政治法统断了，且近现代儒者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彷徨之后，终于从学理上认可了这种断裂。它实际上划开了近代以来儒学发展自康有为以下的又一个界限：此前（直到熊十力）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康有为的问题和今文经学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