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审美谐和论(2)
2015-08-27 01:01
导读：中国的伦理学，先是将人自己的本质——道德，从人自身外化出去，创造出一个异已的对象～一天，这天就成为义理之天，成为伦理本体，成为一种信仰，
中国的伦理学，先是将人自己的本质——道德，从人自身外化出去，创造出一个异已的对象～一天，这天就成为义理之天，成为伦理本体，成为一种信仰，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接着又通过“存心”“养性”“思诚”等，将义理之天收回到人。经过这样一个循环，人就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
“天人合一”在美学上最重要的体现是“情景合一”，情景合一溯其源，可达先秦的“比德”说。最早在理论上对“比德”说作阐述的，就现存的美学资料来看，是春秋时期的管子，《管子·水地》篇中云：“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想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入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者，道之室，工者之器也。”这里，水的属性——“淖弱以清”、“唯无不流，至平而止”等与人的道德品质——“仁”、“义”等已经建立起一种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了。在《管子·小问》中还出现了“比德”这个概念。
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日：“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厂照朋对日，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日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日：“苗始其少也，狗殉乎，何其孺子也；至具杜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具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天。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日“善。”①
这里，管仲就明确地以禾比君于之德了。禾的几个成长阶段——“少”、“壮”、“成”，类似于一个人由“孺子”，长大成“士”，最后成“君子”。“禾”给人们提供粮食，有它，则天下安定；无它，则天下危殆。这种价值；也颇类似于“君子”，君子给人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正是靠这种精神食粮，天下人才得以团结联合在一起，“禾”与“和”实相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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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德”说虽是管子首创，但孔子在这方面的贡献超过管子，他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荀子》、《说苑》等书，对孔子这一思想有所阐述、发挥，尤以刘向的《说苑》论述最为透辟：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渍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问，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旨；赴千切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人，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考，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大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寺》云：‘思乐伴水，薄采其茹：鲁侯戾止，在伴饮洒。，乐水之谓也。” “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笼擞冥靠，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革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天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调诗》曰，‘太山岩岩，鲁侯是瞻，乐山之谓矣。”①
“比德”严格说来还不是审美，但它是由伦理到审美的中介。早在《诗经》中大量出现的“比兴”手法就纯审美来说，也许更值得注意。这种“比兴”手法也大多从自然风物中选取对象，引发、比喻社会生活中的事物，不是从道德意义上，而是从审美意义上，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联系。《诗经》中脸炙人口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状物之工、传情之真，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以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一方面继承管子、孔子的“比德”说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诗经》的“比兴”说传统，将“比德”与“比兴”很好的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最早地实现了伦理与审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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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那种道德象征式的自然转而成为人们冶情悦性的对象。人们不是从自然中找什么君子之德、智者之智、仁者之仁，而是从中找精神的寄托，找情趣，自我安慰。南朝画家宗炳说：“峰帕皖疑，云林森渺，圣贤琐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