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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的《自由论文》以“对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一句开篇,(《谢林全集》标准编号,第一辑第七卷,I/7,336;汉译,页258)直接提出两个任务:第一,从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感经过感官之外的理智、在经过意志,最终将其上升为认识、知识、概念;第二,由这一概念开始探讨它与整全的体系的关系,或者说它在整全的体系中的位置。紧接着谢林十分紧凑地指出,自由的概念决不能作为一个从属的概念,而必然是要在这个体系中成为核心。因为,正如谢林在后面所说的那样,谁如果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的话,谁就必然要把这种感觉贯穿到整个世界之中,并且要使自由的概念成为哲学的“一”与“全”(I/7,351;页272)谢林马上又代一般人(尤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设问:既然自由是与体系是不相容的,那么一种自由体系是如何可能的呢?谢林回答道,自由的体系至少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稍后谢林解释道,这是因为圣经本身就证明了自由就是我们信仰地存在和生活于上帝之中。(I/7,340;页261)就这样,谢林仅仅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将自己的问题域与问题方式阐述得清清楚楚。
接着,为了论证个体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谢林就将自己一下子推到了为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的泛神论体系辩护和重新解释的任务之中。海德格尔说:“斯宾诺莎总是重新引起整个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注意,并且同时也把他们置于矛盾之中,因为他使思想从绝对者开始。” 上帝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必须被证明,它同时也是每一个个体得到其独立性的体系。也就是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并不象通常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是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相对立的,恰恰相反,无限实体只是相对于有限而言,但是它并不排斥特殊性,而恰恰要以承认特殊性为前提的。(I/7,344;页266)谢林以莱布尼茨所理解的“先行与随后”关系的同一性概念打通了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二人的体系。(I/7,342;页264)这样谢林就完成了第一步,确立了这一体系的实在性。
要克服斯宾诺莎冰冷僵硬的决定论体系,关键的步骤是要给他输入费希特的先验唯心论的鲜活温暖的精神气息,将意志和生成的概念引进整个体系之中。(I/7,350,359;页271,279)我们应该指出这两个概念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就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就象在后来的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信念中一样,莱布尼茨的“永恒生成”的概念认为,没有存在,只有永恒地生成。然而费希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两个概念视为绝对者的“自我”的本质特征,他以对绝对同一者的意志和生成克服了康德的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分裂,这就是德国唯心论的开端。但是费希特将这一同一者视为精神性的“自我”,并由此建立了他的伦理学体系,在谢林看来,他的伦理世界秩序还不过是一种失去了实在性的单薄的体系。(I/7,337;页259)不过,归根结底,谢林认为费希特的观念论的自由所达到的高度无疑是对斯宾诺莎的片面实在论体系的突破,因此也是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和他体系区别于斯宾诺莎体系的特征。这就是谢林论文结尾那最后一句话的含义。《自由论文》显然还不是谢林所构思的整个自由体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导论而已。
实在性和精神性的贯通是谢林自我担负起来的哲学使命。(I/7,333,350;页255,271)谢林对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综合在于“生成”、“意志”、“根据”和“启示”等关键概念上的突破——整个体系自身就是生成的,是基于上帝的原初意志的,是基于作为根据的上帝的,是上帝启示自身的级次,因此,自由才可以从自我扩展到整个自然?—上帝之中。在解释完体系的实在性和精神性之后,谢林着手解释自由概念的实在性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完成的,恰如康德本人所说的,只是自由的形式的概念。 也就是说康德只是一般性地建立了自由的形式的、先验的原理,远远没有触及自由的实在性,当然更不用提费希特了。谢林建立自由的实在的和生动的概念的关键是他建立了恶的实在性概念,并进一步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康德等人的“善的意志”的观念“自由是致善的能力”之上加上了一个“恶”字,并将恶的可能性建立在人类的自由能力之中,即能善“与”恶(I/7,352;页273)。就此而言,谢林使此前的观念显得仍都是古典的。就象柏拉图和奥古斯丁一样,斯宾诺莎也同样将恶视为善的缺失,因而将二者无差别地置于其理性主义的体系之中。谢林在得到自由的生动的概念之后马上就遇到新的困境,被提高到费希特的唯心论高度的斯宾诺莎体系必须回答最为棘手的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提出的那个经典的问题:“恶从哪里而来?若是上帝存在,那么怎么能有恶呢?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怎么又可能有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