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6)

　　(四)，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注重的是《女性：地位、阶级或被压迫的性别》等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性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性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女性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女性的家庭奴隶制之上”。第三，女性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女性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女性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

　　里德声称女性压迫源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结束了人类共同体。以往所享有的任何平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女性进入公共产业成为可能，孩子将由国家扶养，国家提供托幼中心、公共食堂、医疗设施等。国家承担了由家庭履行的经济职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这样便能结束“家庭内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的局面。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她要消灭公妻制。”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女性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列宁也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女性参加运动的程度。”

　　(五)，后现代的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的斗争方式是用女性的话语创建女性文化，争取和掌握女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话语的主体。在著名的《突围》中，西克苏斯揭露了一些二元式的分离主义表现男性的优越和女性的卑下的对子，如：积极/消极；太阳/月亮；文明/自然；白昼/黑夜；思想总是被对立面所影响；言说/写作；高/低；被双重的、统治地位的观点所影响。在西克苏斯看来，所有这些二分法在基础的二元对立——男性/女性中都能发现它们的启示——男性总是和那些积极的、文明的、光明的、高贵的或者通常是乐观的联系，而女性却总是同那些消极的、自然的、黑暗的、卑微的或者通常是悲观的相联系。而且男性/女性二分的第一个术语就是从第二个术语分离或者背离出来的。男性是自私的，女性是他的另一面。这样女性就在他的术语中存在于男性的世界里。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他的影子，或者她是“不能思考的”，“没有思想的”。

　　后现代女权主义看到，女性解放运动也会遇到特别的阻碍，——如果女性允许她们自己陷入权力的陷阱中，陷入权威的比赛中，如果她们允许她们自己被“患妄想狂的”男性政治运行所玷污，她们作为女性无处可说，无事可做。女权主义者用解构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女权主义理论，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时间》中，用时间为女性主体提供了一种区分的尺度，将女权主义的发展做了代际的划分，以此来解释女性主体概念的变化和女权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异。克里斯蒂娃把时间分为：线性历史的时间和另一历史时间（永恒的时间），她指的是历史的时间，而不是永恒时间（把女性推向母性偶像）。克里斯蒂娃的“代际”概念，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代是指身体和欲望的心理空间，各代可以同时共存，甚至相互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