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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阴阳”与西方的“因果”(2)

2015-12-04 01:16
“因果”的西方人一样，重“阴阳”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也曾有过惊人的建树，不了解
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之科学与文化的独特意义。

事实上，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已开始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例如，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容格就
曾指出：“我们的科学立基于因果论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原理是万古不易的真理。……然而，
在《易经》一书所表现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偶然性的（即无
关宏旨的），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论，他们似乎不屑一顾。”（转引自《比
较哲学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135页。）其实，容格在这里只说对了问题的一
半。的确，由《易经》所引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的确，对于西方人
所奉若神明的“因果论”我们的古人并不那么重视。然而，由《易经》所引发出来的思维结构并
非“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因而，中国古人所注重的不是事物发展的“偶然性”而是其“辩
证性”。

如果我们将西方的“因果”与中国的“阴阳”这两种类型的思维方式加以比较的话，至少可
以发现以下三方面的不同特征：第一，在强调“因果”关系的西方人看来，“因”与“果”是两
种彼此外在、相对独立的元素，“因”不依赖于“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
也同样具有了独立自存的属性，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是外在的、历时的、单向的。而在注重
“阴阳”关系的中国人看来，“阴”与“阳”构成并服从于统一的矛盾结构，“阴”不能离开
“阳”而单独存在，“阳”离开了“阴”也同样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制约和影响是
内在的、共时的，双向的。因此，他们有着重元素与重结构的差别。第二，从“因果”关系的角
度来看，元素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本身是一种实体属性。可是从“阴阳”关系的角度来看，元
素的属性并非是实体性质的，而只是功能性质的。它的功能性质不是由其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它
所在的结构赋予的。这种重实体与重功能的差别，使得西方人容易产生“原子论”、“单子论”
之类的思维成果，而中国人则容易形成“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类的理论框架。第三，由
上述特征所决定，西方人习惯于从元素的角度来探察结构，强调研究不同实体之间的机械联系，
有着天然的“机械论”倾向。而中国人则习惯于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元素，注重研究整体构架中
的功能联系，有着素朴的“系统论”倾向。

上述思维结构的差别虽然是抽象的、纯形式的，但它却以一种潜在的力量铸造并规范着中西
方不同的科学形态和意识形态。

二

从古典意义上讲，所谓科学，就是将研究对象纳入一定的思维结构和逻辑框架，从而发现其
发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规律。当这个对象是自然现象时，就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自然科
学”；当这个对象是社会现象时，就是一种古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显然，这里所谓的“古
典意义”，是与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相对而言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均受制于“阴阳”的思维结构。

中国是一个技术大国，但理论意义上的科学成就却相当薄弱。在这里，为了说明“思维结
构”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我们只能以相对突出的中医理论为比较和研究的对象了。古代的中
医理论，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框架的《黄帝内经》一书中。对于这部托名黄
帝的古代医书，其真实作者已很难考证，其成书年代也说法不一，或说是战国，或说是秦汉之
际，或说是汉代中期。然而无论如何，其思想的完备和系统程度，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则是
罕见的。“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