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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在东京大学的晚近演变——日本人(3)

2015-12-07 01:03

在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的观念下，应当这样说，大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是由学部的教员来兼任的。每一专业在每一年都有事先制订的教学课程。以1992年为例，东大大学院的中国哲学专业设14门课程，其中10门为特殊研究，4门为演习。特殊研究相当于我们的专题课，演习相当于我们所谓资料课。1992年的特殊研究课程，从殷周青铜器到清代思想与文学，几乎各个断代都有安排，并且这些课程大多是跨两个学期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从外面来到东大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这么多课程可供选择。我也才明白，为什么来北大的进修学者常常抱怨我们开的课程少。1992年担任中国哲学专业课程的有14位教官，教授8人，副教授4人，非常勤讲师2人。所谓非常勤讲师，是指外聘的兼课教师，不在本校编制之内，但其本人的职称可以是教授或副教授。14人中12人为本校教师：4人来自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3人来自教养学部，4人来自东洋文化研究所，1人来自社会科学研究所。用我们的话来说，4人是系里面教研室的教师，8人则来自校内的基础课和研究所。该年度与哲学相关的任课者共60人，其中教养学部6人、研究所10人，非常勤13人，这意味着有将近50%的任课人员来自文学部之外，即使只计算不在编的外校兼课者，也达22%。而按1995年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课程来看，9位教师担任的16门课程，5人是自外校聘请的非常勤讲师。在教育资源共享的方面，东大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借鉴的。

1995年东京大学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大学院的人文科学研究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合并为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并提出把大学院重点化、部门化。就是说，大学院将取代文学部成为大学的重点，成为部门的名称，大学将转变为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这也就是池田教授文章那句开门见山的话的来由。而此后文学部的教学就应当说来由大学院的教师兼任了。这一年大学院的专业设置更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不仅研究科和专业大加改变，专攻下又设研究方向，研究方向又可分为若干专门分野（专门领域）。如整个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改编为五个大专业：基础文化研究专业、日本文化研究专业、亚洲文化研究专业、欧美文化研究专业、社会文化研究专业。五个专业下共有18个研究方向，这18个研究方向又共包括27个专门领域。在基础文化研究专业的四个研究方向中有“思想文化”，其下又分为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四个专门领域。而在亚洲文化专业的三个研究方向中第一个是“东亚研究”，其下有三个专门领域：中国语中国文学、东亚历史社会、东亚思想文化。这个“东亚思想文化”专门领域便是我们以前显赫的“中国哲学”在今天的栖身之所了。换言之，从前所谓“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今天的东大大学院，不仅不属于“哲学”学科，也不属于“思想文化”研究方向，而变成“东亚研究”方向下的一部分了。事实上，中国文学、中国史和中国思想一样，在这个新的格局中也都业已变为“东亚研究”方向的某一方面了。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日本大学的人文教育中向来只有“论文博士”的制度，即博士课程研究生毕业后，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的积累，在50岁左右时再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为博士学位的申请论文，通过一定的答辩程序（不一定在母校），获得文学博士的学位。因此，博士研究生在“课程修了”之后，不必作博士论文，当然也不得博士学位，随即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工作。90年代日本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动因是在“国际化”的潮流中建立“课程博士”制度的需要。在课程博士的制度下，博士研究生修得所有必需学分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即获得博士学位，一般称为课程博士，以与传统制度的论文博士相区别。这无疑是对近十年大量外国学生在日本留学而要求获得学位相适应的。据池田教授的文章说，东大94、95年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研究生在五年中提供建立在广阔视野之上的跨学科教育，为社会输送兼有专深知识和广阔视野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经过这些改革，“文学部在拥有与本科一一对应的研究者的基础上，完成了向以培养研究者为任务的大学院大学的转变”。说明近来的体制及学科改革都与课程博士制度的建立及大学基点的转型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