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中国语境(1)(2)
2015-12-26 01:08
导读：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
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分别研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艺术、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学术中从来没有倒过来称呼的，如“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这些名词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时，从学术自身的逻辑来说，也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些更大的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就是说分别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中国“自然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而“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样的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却很少提起，因为1955年有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因俄语翻译而产生的概念后，“社会科学哲学”这个真正学科性质的概念反而很难产生了。[8]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生态现象就出现了。
从现有出版材料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产生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据郭沫若介绍：“‘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9]“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同样也是受到了苏联的启发而产生的。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6年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学部，正式成立学部也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竺可桢在1955年3月15日的
日记中说：“从1953年2月去苏联学习科学院的组织后，才决定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及社会科学4部门。筹委会共73人，成立以后就要建立集体领导机构。”[10]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四个学部：
物理学、
数学、
化学部；
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选出了四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11]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说：“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着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特别在1952年与1953年之交，中国科学家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2]细读郭沫若
工作报告，可以感受到当时学术的政治色彩，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一体制化的形式出现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两个概念略有差异，前者是学科概念，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科，而后者是一个文科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执行部门。“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一出现就体制化了，从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当时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国家的科技规划，而之所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据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介绍，是因为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想学习苏联的院士制，但是当时中国有些学科水平不行，于是就有了一个先不搞院士，先搞一个学部委员的想法。另外，传统的院士制有一个特点，叫“院士自治”，这样就可能发生科学自治与国家领导之间的矛盾。苏联建国初期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后来花了好大力气才逐渐解决。同时也不打算承袭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学部。搞了这么一个学部委员的制度，并不是说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条件还不成熟。[13]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鉴苏联从事科学规划与管理的经验，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科学水平作了一个折衷的处理，先成立学部，等科学水平上去后再实行院士制。但实际上根据李真真的研究，暂不设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有人认为提出设院士是向党夺权，而设学部，其委员的条件及权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学界内部的需求与党的政治目标的互动首先体现在学部制还是院士制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本身既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又蕴含了对学部的权利的限制。[14]在学部制与院士制的制度选择上，谢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选举是学术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学部则是政治干预学术，体现了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其学部委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而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往往比高层更左倾。所以从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学部制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由落后代替先进。[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