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说·经传·经变(7)
2016-01-11 01:05
导读：《高僧传·唱导》"释昙宗……'辩口适时，应变无穷'。"《高僧传·唱导》"释道照'披览群典，以宣唱为业，指事适时，言不孤发'。"敦煌遗书之中，于此一端
《高僧传·唱导》"释昙宗……'辩口适时，应变无穷'。"《高僧传·唱导》"释道照'披览群典，以宣唱为业，指事适时，言不孤发'。"敦煌遗书之中，于此一端，也有鲜明的艺术表现。诸如：
《晏子赋》（敦煌遗书伯二五六四卷）"出语不穷，是名君子也。"《佛说报恩经讲经文·双恩记第三》（前苏联东方研究所藏Φ－96号卷子）"或有能扬邪辩，击论鼓而魔党倾心；也有妙运法音，说至理而天花落座。"等等。
此"妙运法音，说至理而天花落座"之高僧被理想化了典范，是所谓的"维摩居士"。敦煌遗书《维摩诘经讲经文》（伯二二九二卷）说他："说万事如在掌中，谈三界不离心内"；"貌同野鹤，性比闲云，辞同倾海，辩似涌泉"；"清词辩海人难及，妙智如泉众共谈。"此一类形容，正是以魏晋隋唐五代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雨的玄谈之士为其模特。
此所谓"经变"之第五种"变态"。
以上所说之"经变"的五种"变态"："应物（事）之变"、"应时之变"、"应人之变"、"应文之变"、"应言之变"之中，"应物（事）之变"是其根本。此正如《鬼谷子·捭阖》所说："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先审其变化。""夫道者，体常而尽变"。（语出《荀子·解蔽》。）有此根本，则"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语出《鬼谷子·捭阖》。）然而，"凡此变态"的实现，却并非易事。故《南齐书，文学传略》慨然而言：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案：此"三体"之论从略）……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申胸怀，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词，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里所说与儒道"相妨"而在"三体之外"的另一类文章，便是不见史传而存之于敦煌秘室之中的"经变"之文--"变文"。
《高僧传·唱导·论曰》有言：
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唱习，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或是礼拜中间，忏疏忽至，既无宿蓄，耻欲屈头，临时抽造，謇棘难辨，意虑慌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后言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时节，列席寒心，观徒启齿，施主失应时之福，众僧乖古佛之教，既绝生善之萌，只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终致代匠之咎。若然岂高僧之谓耶？
今日所见之唐、五代人手写的敦煌"变文"卷子，正是《高僧传·唱导·论曰》所谓"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之"旧本"一类。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唱习，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之处甚多。但即使是如此，这些卷子所间接反映之当时佛教高僧"与事而兴"，"出语不穷"的"无穷变态"，这些卷子所间接反映之当时高僧"辞同倾海，辩似涌泉"的高超才能，仍旧不能不使人击节赞赏。由此不难想象如文淑法师那样的高僧，使听众"填咽寺舍，瞻礼崇拜"；（语出赵璘《因话录》。）"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衷，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的狂热场面。
古无录音、录像技术，我们再也无法亲闻亲见当时被崇高的宗教热情激发之中国佛门高僧"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之宣讲佛法的实况了。然千载之下，仍"使人怀抱载盈恋慕"！
附议与结语
论说至此，又有一事，想附议之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自序三》有言："佛学中之名词，往往滥觞中土典籍，而后人多昧其所由来。……夫古今典册，浩如烟海，后人读书不多，欲尽知其出处诚为难事。"正因如此，笔者特别看重孙楷弟先生《唐代俗讲规范与基本之体裁》一文有关"都讲"、"开题"的言说。孙先生说："又'都讲'一语，自汉以来有之。"（孙楷弟《唐代俗讲规范与基本之体制》，转引自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07页。）"且此制自汉起，至于南北朝尚沿其旧。"（孙楷弟《唐代俗讲规范与基本之体制》，第108页。）"儒家之都讲，即释家之都讲；儒家之博士或经师，即释家之法师。特释家之所谓经师，乃指转读诵经者堪为都讲者言之，儒家所谓经师乃指明经堪为师范者而言，不以成诵取之。斯特称谓之微异也。以吾与释氏异途，而其讲经制度符合如此，此真饶有趣味之事。此将认为偶然和同欤？抑以互相师效视之欤？亦吾国讲学制度上之一问题也。"（孙楷弟《唐代俗讲规范与基本之体制》，第108页。）"上文言都讲制度释儒二家所同。今以开题一事考之，知其讲说制度亦相同。然则儒家讲经，犹是佛家讲经；儒家经义之体，亦是佛家经义之体。考其源流，宁非有趣味之事欤？"（孙楷弟《唐代俗讲规范与基本之体制》，第115页。）与孙楷弟先生所说"自汉以来有之"的"都讲"、"开题"二事有所不同的是："经说"、"经传"、"经变"之体，则肇自先秦。如果说"都讲"、"开题"，尚不能确定是"佛家仿效儒家"或者"儒家仿效佛家"的话；那末，肇自先秦至于隋唐五代尚沿其旧的"经说"、"经传"、"经变"之体，无疑是我国固有之传统。"经说"、"经传"、"经变"之体，当是佛教传入我国之后，释徒"采儒者事意为之，因相沿而为定法。"（孙楷弟《唐代俗讲规范与基本之体制》，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