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行动具备獨立性与优先性吗？——试论哈贝(2)
2016-01-19 01:03
导读：奥斯丁三分言语行为类型，除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外，还有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acts）。以言表意行为是陈述某个事态，比如下雨了；以言行事
奥斯丁三分言语行为类型，除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外，还有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acts）。以言表意行为是陈述某个事态，比如下雨了；以言行事行为是通过陈述某事做事（其公式是InsayingX,IwasdoingY），比如我向你道歉；以言取效行为则是指，说话者在说了些什么后通常还能对听者、说者或者其它人产生相应的确定后果（certainconsequentialeffects），以言取效行为的公式是“BysayingX,IdidY”。奥斯丁虽然区分了三种基本的言语行为，但实际上他并不很关心这三种行为的严格界定，也不完全拘泥于三种行为的字面意思，而认为“InsayingX,IwasdoingY”和“BysayingX,IdidY”这两个公式并不可靠。
奥斯丁的理论引起后人许多争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一是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的区分。哈贝马斯显然更看重后一个区分，因为在他看来，沟通行动对应以言行事行为，策略行动对应以言取效行为，所以要论证沟通行动的源初性，就得首先论证以言行事相对以言取效的源初性。
奥斯丁本人对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做出了三个区分：首先，以言行事行为是约定俗成的，而以言取效行为则不是约定俗成的；其次，以言行事行为可以通过显式的以言行事公式得以澄清，而对以言取效行为不能使用这个公式；再次，以言行事行为实质上仅仅是说话带来什么效果的问题，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而以言取效行为不是说话的效果问题。
哈贝马斯在奥斯丁的基础上，将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之间区分扩展为四种标准：
1，在一个以言行事行为里，说话者只要求听者理解这个言语行为明白晓畅的内容，他没有任何超出内容意义以外的企图；而一个以言取效的行为则不然，说话者希望听者明白的不只是言语行为的内容，而是说话者本人的意图（intention），就此而言以言取效行为等同于目的行动（teleologicalaction）。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一个以言行事行为要获得成功，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言语表达中推论出其条件；而一个以言取效的行为是否成功，则无法从这个言语表达中推论得出。比如，我向你承诺从香港带化妆品给你。就其为一个以言行事的例子言，只要你明白了这个表达的内容，它就成功了；但是就其为一个以言取效的例子言，或许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博你欢心，然而结果却是你惶惶不安。
3，根据第二点，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言行事的结果是和言语行动存在着约定俗成（conventionallyregulated）的关系或者说内在(internal)的关系，而以言取效行为的后果和所表达的意义的关系却是外在的，一个言语行为的可能的以言取效后果取决于偶然的脉络，而不是如以言行事那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
4，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