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5)

　　制作图式的本体论化使该图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程序性力量，可以普适于对一切事物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就是试图分门别类地去寻找不同种属的本质的尽可能确定的认识，尽管其间确定性程度高低不同。这种思维方式以其无与伦比的认识成效征服了欧洲人的心，并进而影响了全人类。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柏拉图及其以前，技艺跟智慧没有严格的区分，技艺是一种智慧，智慧也是一种技艺，制作图式因此得以在理论思维中塑造成型。当然，柏拉图到后期已经意识到了，“一个用语词表达的定义对一个生灵作出的描述比一幅绘画或任何模型更好。”经过逐步本体论化之后，到亚里士多德，制作图式所反映的已是一种确定性程度很高的语言逻辑的智慧，它跟实际制作活动中的那种技艺已显著区别开来。制作图式也正因为脱离了制作活动和技艺本身，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思维图式，才使哲学思维的一个真相得以长久地隐瞒。

　　四、制作图式从理论向实践的外推

　　希腊哲学思维中的制作图式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图式，是一种逻辑推导的图式，是用来解释世界的。但是，它的意义又决不仅仅是理论的。柏拉图的“相”大多是道德之“相”、政治之“相”，亦即实践之“相”，是要付诸实行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尽管是纯粹理论的而不直接承担实践的责任，实践和制作活动也不必按照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来操作，但关于这种“形式”的理智知识近代以来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实践力量。可见，制作图式有一种隐秘的、本能的实践性，它是要改变世界的，这也许是因为它本来就来源于制作活动，一种最下贱但又最切实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柏拉图用心最多的“相”就是城邦之“相”，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普天之下的政治共同体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好让众邦列国去效仿。他盛年时写《理想国》（本名《国家篇》），用辩证法设计了一个由所谓“哲人王”来统治，社会各阶层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领导阶层要符合“智慧”这个“相”，保卫阶层要符合“勇敢”这个“相”，生产阶层则要符合“节制”这个“相”，整个国家的秩序要符合“正义”这个“相”，所有因素配合一致，最终符合“善”的“相”。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实现理想“人治”的困难，退而求其次设计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模型。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在讨论将要实施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完善的、可供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不能视之为毫无优点和真理，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完善性的计划，人们应当拒绝加以实施。”又指出，“法律的真正卫士需要关于它们的真正知识，一定要能够用语言说明这种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柏拉图的意思是：既然不能亲自替我们制作出理想城邦的成品来，那就先制作一个理论模型以待后世吧。

　　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本身没有实践的旨趣，这跟他老师的大不相同。当亚里士多德讲伦理、政治活动这种狭义的实践时，他并不采用“形式—质料”二分的制作图式，他强调的是实践活动中的个别性、差异性，反对用普遍的模型去规范这些活动，他倡导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智慧”。在讲制作时，正如《诗学》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主要讲摹仿，也没有把他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所系统阐述的语言逻辑法则和本体论原则贯彻到制作领域。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虽取自制作性实践活动，但只限于在理论领域中使用，只求以制作图式解释世界，不求以这种图式改变世界。尽管如此，这种图式本身的实践潜能是极其明显的。如果事物的形式是可以逻辑地把握的，质料又能够企及，那么以二者合一来改变世界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哲学后来就变成了科学，科学就变成了技术，技术就变成了工程，物质的世界就此天翻地覆，人文和社会的世界也变得面目全非。

　　实践中的制作活动转化成理论思维的制作模式，这种模式又回过头来指导制作实践，这倒应了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就是想凭借一种理论的设计来制作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便要亲自把这个世界帮我们制作出来。这就是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向实践外推所得到的最重大的结果之一，也是跟原本不按制作图式想问题的中国人最有关系、也最难消化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