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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德里达的历史语境与支援背景*(3)

2016-04-10 01:08

把萨特排在第一位，也许有点出人意料，德里达在其早期的现象学研究中几乎没有提到过萨特，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德里达这一时期的很多观点的确与萨特非常相近，特别是在他的第一部作品《生成》中，他为现象学的改造所提供的思路简直与萨特如出一辙。

H.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谈到萨特对胡塞尔所作的“意义深远的批评”对我们这里的论证极为有利。施皮格伯格罗列了一大堆萨特对胡塞尔的“指责”(P656-657)：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责胡塞尔“不忠实”于他原来的现象学观点；指责他陷入“纯粹的内在论”；指责他未能避免“事物幻觉”（通过对意识图像引进一种被动的原素和感觉说来获得）；指责他“仍然胆小地”停留在“功能描写”的层次上，这种描写使他局限于对现象本身做出叙述，从而不能进一步探讨“存在的辩证法”；指责他“尽管自己做过否认，仍然是个现象主义者而不是现象学家”；指责他仅仅给我们一张关于真正超越的漫画，后者应该超越意识进入世界并且超越即时现在而进入过去和未来；指责他和康德同样未能避免唯我论，特别是由于引进“先验主体这个无用而又致命的假设”；指责他没有充分论述我们的直接经验的执拗性。萨特在《自我意识与自我认识》的论文中还指责胡塞尔从来没有提出过本体论的问题，这使得关于世界的存在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也使得我们从来没有从现象学还原回到世界上来。

让我们再来比照一下早期的德里达。德里达在《生成》中抓住了胡塞尔的“原素”（hyle）这一概念大做文章，指出现象学在这一点上的漏洞和困难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为现象学奠定本体论的基础；他还认为，他人的存在的不可还原性说明胡塞尔无法走出唯我论；他也认为胡塞尔本质上是个现象主义者而非现象学家；直到《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仍然在寻找胡塞尔对自己的“不忠实”即自相矛盾之处（尽管严格的文本学将会证明很多时候这是他对胡塞尔的误读）。

另外，根据C.Howells的考证(P33)，萨特对“自为”的“自身在场”的分析要比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的分析早二十多年。《存在与虚无》第二部分第一章引用胡塞尔为例说明即使是最坚决的在场哲学家也不能完全回避隐含在一切意识中的反思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还像后来的德里达一样讨论了时间的本质，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到了“延迟”的思想：“自为”事实上总是含糊不定的，因为它的存在是不断的延迟和延期。

很明显，尽管德里达“已开始以另一种更严格的方式去阅读胡塞尔”，尽管德里达已经“与萨特分道扬镳”，但萨特的观点和话语却始终是德里达无法摆脱的阴影。C.Howells也表示了相同的惊讶：“在胡塞尔的个案中，德里达自己的分析同萨特的惊人地接近，而且他的现象学批判的基础几乎与萨特是同一的。”(P33)

德里达为什么要掩饰他与萨特之间的传承和亲缘关系呢？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C.Howells对此作过一些提示，也许可资参考：“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对萨特的态度是叛逆的。当德里达似乎在重复他不愿承认其构成先驱者文本的一种分析的一般思路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30年之后，当他带着明显的愉快去探讨他们政治和哲学某些方面的共同立场时，德里达对他的态度明显宽容了。”(P33)

芬克（EugenFink）是德里达在早期的胡塞尔研究中常常引用的人物，德里达并不讳言芬克对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芬克1933年的突破性作品——“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与当代思想”——给他带来的剧烈震撼。德里达在《生成》的写作过程中就已接触到芬克的这个文本并把它列入该书的文献目录。芬克的这篇文章（据说曾得到过胡塞尔的首肯）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胡塞尔晚年的亲密助手和胡塞尔思想的最权威的解释者，他在文中讨论了先验现象学的几个悖论。芬克认为，先验之我与经验之我不同，但不是不同的“某物”，它的存在与心理学自我的存在相互重叠。他们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已发现的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逻辑能对此加以解释。它的本质是现象学最根本的悖论。这些悖论都起源于这一事实，即先验现象学试图为世界的存在提供一个“超世间的”（extramundane）的基础——同时无须把这一“超世间性”（extramundaneity）设定为纯粹的超越性。这一基础必须同时是内在的和超越的。在芬克看来，为了在基础这一问题上与他人交流，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使用世间的（mundane）语言，而这需要一个新的差异逻辑。(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