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1912-1916）(1)(2)
2016-04-13 01:07
导读：两年前，当海德格尔开设他的题为《逻辑学——真理之追问》的讲座课程,通过批判当代“学院逻辑”将“所有的哲学,即所有的发问和探究”(《全集》21卷
两年前，当海德格尔开设他的题为《逻辑学——真理之追问》的讲座课程,通过批判当代“学院逻辑”将“所有的哲学,即所有的发问和探究”(《全集》21卷12页)都置诸脑后的做法，就已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了。作为一门在哲学专业内安逸的学科,逻辑“科学”实际上是无根基的,它自身的对象、它的科学领域一片混乱。把它界定为关于逻各斯的科学，也就是关于论证、言说、句子和命题的科学，并没有将它与其它研究这些东西的科学区分开来，除非人们补充说逻辑学特别地与“关于真理”的逻各斯有关。其它科学通过在 方法 论上探讨它们的对象来寻求“真的东西”；严格说来，只有逻辑学才是真正的关于“真理”本身的科学（《全集》21卷7页）。因此，如果逻辑学“想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形式，一种哲学化的逻辑学”，那么它“最为应当关注的”不是进一步 发展 技巧，而是“真理的源初存在”，即成为真的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全集》21卷12页）。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就是通过确定真理的存在，重新在逻辑和存在问题之间建立起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由康德予以革新的关联。
当海德格尔在1916年确认范畴问题的潜力时，真理概念就已经支配着他的观点了。但是他对一种“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全集》1卷402页）的吁求仅仅是点明了《教职论文》和它的“结论”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诉求表明了它向新经院主义的靠近，但主要文本中的论证却排除了一种新经院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将形而上学聚焦于真理问题，就保持了主要文本中“作为逻辑上有效的意义的”真理之优先性，这是一种批判主张，但却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那种将形而上学完全从属于逻辑学的企图。[5]这样，先验逻辑真理论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有计划的迈进设定了条件，但是他所主张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牵强妥协却不能保留了。要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最终还是要诉求于形而上学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对于如何看待范畴问题，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些论点：本文就试图说明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这就要求，首先以通向真理的先验逻辑方式揭露出它们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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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已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做了区分，他指出：形式逻辑为真理提供了一个“否定性的条件”（没有它我们的思维就不能同自身相一致），而先验逻辑则提供了没有它们我们的思想就不会“与任何对象相关联”的条件，所以它是“真理的逻辑”。[6]如果说前者涉及的是思维的先天句法，那么后者则与其先天语义学有关。承认了“关于真理的名义上的定义，即真理是认知与其对象的符合”7，康德的范畴就成了作为一致或符合的真理的可能性的条件。在这一框架内，新康德主义者和新经院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呈现为下面的问题：是否真理的逻辑学需要在“本体论的真理”(enstanquamverum)，也即在作为判断的尺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之中奠基。能对一致性给出一种纯逻辑的解释吗？双方都承认仅仅 分析 真理的结构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揭示对真理的认知性把握，对被认知者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但是如果去认识就是去把握思想和事物、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在1914年对森特罗尔（Sentroul）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引用此书中“真理问题的二律背反”（antimonyintheproblemoftruth）（《全集》1卷51页）的说法来说明这个问题：“或者人们拥有为真理所必需的比较的两要素，即思想和事物，但却没有比较它们的可能性；要不就是人们可以进行实际的比较，但却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全集》1卷51页)。在第一种情况下，判断和思想被视为一种实在的现存者（realexistent）、某种主体的行为，而对象则被视为是独立于认知过程的同样实在的现存者。但是，由于比较自身恰恰是另外一种主体行为，因此即使作为一致性的真理被赢得了，要知道（know）是否确实如此也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情况设定,一种在判断和被给予知觉的事物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但是由于被给予的东西不能先天地被确证为真实的事物，因此比较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