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2)
2016-05-07 01:00
导读：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首先，后现代
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染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
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精品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再者，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用真理去战胜谬误，而决不是听任或追随谬误去战胜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之别，便不需要价值判断，而只有一种存在意义了）。在中国目前面临精神危机和道德失落的情况下，这种消解主义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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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从总体上看是不断地进步的，即由低级逐渐走向高级。但个别地看，却并不一定都是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后起的文化艺术就比先前的文化艺术好，更不能简单地用后起的文化艺术否定、取代先前的文化艺术。
党中央"三个代表"的思想，特别把文化建设的先进性问题提升到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高度，足见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后现代文化的背景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何等的重要而且迫切。
四、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她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推动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友爱、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尤其是对于不断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就要正确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切忌把传统文化极端商业化、粗俗化。实际上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当今现实生活中，不乏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而推陈出新的例子。如日前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和中国金币总公司宣布首款"北京奥运金"正式在全国发行，"北京奥运金"就是融合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奥运精神而精心设计的。又如呼和浩特市到2005年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昭君文化节，从而使昭君文化节这一民族品牌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熟悉，其知名度已从草原走向世界，这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接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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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国情下，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需要，是推动"三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时代需要。
注释
① 姜静楠, 刘宗坤. 《后现代的生存》，作家出版社, 1998, P14.
② 王永玲, 等. 《后现代主义思潮：解读与评价》[J]. 东岳论丛，2001(9), P11.
③ 陈金美. 《析后现代哲学的三大特征》，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9(6): 12, P65.
④ 张国清. 《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4): 10,P65.
参考文献
[1] 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2]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2.
[3] 刘放桐主编.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 2000.
[4] 江怡主编. 《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