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改税”与政府收入规范化思路研究 （上）(2)
2014-12-17 01:09
导读：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表中的基金和收费项目实际上是按政府非税收入规模来计量的，因此存在一定误差。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绝大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表中的基金和收费项目实际上是按政府非税收入规模来计量的，因此存在一定误差。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绝大多数非税收入是由基金和收费构成。
从表一可以看出，近年来，政府非税收入（主要是基金和收费）与税收之比在1996年已达到1.46：1。如果再加上“制度外收费”，那么，政府性收费规模将进一步增大，和税收收入并驾齐驱。更值得注意的是和政府税收收入相比，政府性收费的增长速度令人吃惊。表1中显示，短短数年，税收和收费的比例由1993年的2.25：1变为1996年的1.46：1。目前政府系统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估计为25%－30%，政府的预算内收入（税收收入和列入预算的非税收入）只占GDP的11.6%（1997年数字），其余都是以收费形式取得的政府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各行其是、不断膨胀的收费，造成资金归宿模糊，掩盖国家资金的本质属性，侵蚀了税基，肢解了国家财政分配职能，造成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行为的不规范，分散了政府财力，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3．政府职能部门的乱收费，是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经济根源
政出多门的各种政府性收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各部门、各单位自收自支，不纳入预算管理，甚至也不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范围，形成制度外收入。部门利益的刚化必然导致这些部门权力扩张、“越位”，直接进入市场并鼓励“寻租”。自收自支便利了部门、单位私设小金库，浪费挥霍，以权谋钱、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也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
4．乱收费及收费的膨胀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
一方面大量收费在财政体外循环，许多资金被转入消费领域和重复、盲目的投资，造成集团和个人消费的扭曲，产业结构的失调，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三乱”行为加大了社会投资者的预期投资损失，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恶化了投资环境，造成整个社会资金运用的效率损失。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很显然，如此混乱的收费局面，已经危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农民群众正常生活、社会安定以及政府系统规范运作，对国民经济运行和改革的深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必须加以清理整顿。尽快规范政府分配格局，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大方向推进“两个转变”，实行一系列取消收费、正本清源、分流归位的“费改税”措施，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二）“费改税”的复杂性
“费改税”及其相关问题具有十分明显的复杂性，出于这些复杂因素，“费改税”的转变又是一个较艰难的渐进过程，从理论到实践都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难以一蹴而就。
1．转轨时期预算外、“制度外”收费膨胀的成因是复杂的
我国的“预算外资金”由来已久，但预算外和“制度外”收费的大膨胀，却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现象，有其复杂的形成原因。概略分析和总结起来，主要可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文革”后欠帐累累，百业待兴，需要政府筹措大量资金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之前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几次折腾又几乎丢掉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光。因此，中国政府在1978年启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时，面临的欠帐绝不仅仅是市场商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还包括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科技落后、人力资源素质低下，干部、知识分子等需“落实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城镇居民生活环境恶劣、人口与资源矛盾尖锐等多方面问题。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摊子，无法拆东墙补西墙，只能全面补救、全面改造。而这种全面性策略所需要的资金大于一般非平衡性策略所需资金。由于国国以前并没有经济的市场化根底，民间资本积累极度匮乏，政府只得承担起筹集资金的职责，而预算内的筹资又不可能骤然扩张以应付时不我待的资金需求。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各级政府必然要走多渠道筹资道路。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