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财税理念的转变和政策的(2)
2016-05-13 01:02
导读：依据上述分析，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不过是向效率目标与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最佳结合点E(X，Y)趋近的两种政策
依据上述分析，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不过是向效率目标与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最佳结合点E(X，Y)趋近的两种政策取向。具体说来，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尚未达到X点以前，应适当扩大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超过X点时，则应适当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
那么，我国当前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到底如何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 我国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关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有基尼系数、收入不良指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等，用得较多的是基尼系数和收入不良指数。据国家统计局和人民网提供的数据，2000～2003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7、0.458、0.454和0.460，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了。另外，从基尼系数和收入不良指数的国际比较来看(世界银行编写组，2001)，我国个人的收入分配差距状况，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也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要高。
2. 我国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差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70元，最低的西藏为1404元，相差4466元，前者是后者的4.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为12833元，最低的是山西，为5391元，相差7442元，前者是后者的2.4倍；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还是上海，为21781元，最低的安徽为7908元，相差13873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
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倍。还有人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3∶1左右，如果考虑到实际购买力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应该是5∶1，甚至是6∶1(邱晓华，2002)。即使是2.9∶1，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中国便是其中之一(李本贵，2004)。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4. 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马晓河(2003)对城镇居民1990年以来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分配情况的研究，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2，而到2001年两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了1∶5.39，11年间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了将近两倍。
5. 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动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认同(李实、赵人伟，1999)。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不少研究结果的支持。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并呈扩大之势。但是我们还不能据此判断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已经越过了X点，因为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与市场机制的健全程度不同，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平均承受程度也会不同，相应的边际效率曲线和边际激励成本曲线也会存在差异，因而X点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毕竟是我国财税理念转变的主要参照变量。 二、财税分配的性质所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公共性，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公益性，立足于非盈利；三是法制性，收支行为要规范。公共财政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领域，这就需要公共财政通过财政支出、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更注重社会公平。而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也暗含了社会公平的本意，即无论占有资源的多少，支付能力的强弱，社会成员都有均等地享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所以，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公平导向的，或者说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