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心理学的基本概念(2)
2017-09-07 06:51
导读：但是，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从亚当·斯密的“损失规避”思想、边沁的“效用”概念、门格尔的“内省”分析、穆勒的“干扰因素”、马尔萨斯的“肉体
但是，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从亚当·斯密的“损失规避”思想、边沁的“效用”概念、门格尔的“内省”分析、穆勒的“干扰因素”、马尔萨斯的“肉体倾向”、巴维克的“边际对偶”理论到帕雷托的“非逻辑行为”、凡勃伦的“本能和习惯”、贝克尔的“怠惰与冲动”、莱本斯坦的“X—低效率”、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和西蒙的“最大化偏离”等等，都强烈地昭示出经济心理与行为始终是经济学家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予以思索和探究的内容之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到：“当我们从一个较好的环境转入较差的环境所感到的不适程度，将大于从一个较差的环境转入一个较好的环境所感到的舒适程度。”这简直就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所提出的“损失规避”概念的通俗描述。边沁的效用概念主要侧重于人们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包括快乐、痛苦等情感因素。但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机械地借用了这一概念，认为理性人可以通过行为选择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并由此构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效用理论，从而使人们对“效用”的理解，离其初始的定义越来越远。门格尔早在1871年就提出要认识经济机制中的需求、价值和判断等，只有通过内省的心理分析。穆勒认为，干扰因素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穆勒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市场行为者存在的理性最大化原则的种种偏离的承认。马尔萨斯认为，把人仅仅当做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是不够的，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倾向具有很强的挑战力”，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巴维克则认为，人们只有在换进的物品的主观价值大于换出的物品的主观价值时才愿意交换。在竞争中，价格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被确定，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尽管帕雷托坚信“与
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行为……大部分属于理性行为”，但在《
政治经济学手册》中他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论社会学》一书中，他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了先前所主张的“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并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和“感情冲动的”。凡勃伦认为，本能树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人类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做出努力。理智、理性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贝克尔认为，经济生活中不仅有理性行为，还有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他认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即市场普遍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在凯恩斯看来，对有效需求量，从而对
就业量起最后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西蒙认为，由于经济行为人的真实决策情景的不确定、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得全面理性不可能实现，同时，信息处理者本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真实决策过程中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对最大化的偏离是由行为人的认识本质所决定的，那种无限放大经济行为人理性能力的完全理性说，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人的误解。凯恩斯更为直截了当地坦言：“我要十分强调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它和人的内省和价值观相联系，它关心的只是动机、期望和心理不安。” 经济心理学家阿尔哈德夫甚至指出：“一直被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心理学，实际上早就从后门悄然进入经济学了。”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经济学正是依据“人的行为是机械的”这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经典命题才提出“人是机器”、“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是简单的刺激——反应(S-R)”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商业投资是利润的函数”以及“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长，随价格上涨而下降”等经济原则，乃至整个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