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超额负担分析(2)
2017-09-23 01:32
导读：二、我国现行主要税种的超额负担 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概括起来可分为商品税和要素税两大类，前者主要指流转税类，后者主要指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就
二、我国现行主要税种的超额负担 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概括起来可分为商品税和要素税两大类，前者主要指流转税类，后者主要指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就商品税而言，上分均一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所谓均一商品税是指所有商品和劳务按统一比例税率征税。差别商品税是指只选择部分商品和劳务征税，或对全部商品和劳务都征税，但采用差别税率征税。如果采用均一商品税，税后不改变税前的相对价格，这样就不会造成商品市场上的超额负担。但事实上，由于各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即使按相同率征税，各种商品价格上升的幅度也会不同。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价格上升幅度高于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而且不同的消费者对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其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均一商品税事实上也类似差别商品税，同样会导致税收超额负担，而且远离公平目标。只不过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均一商品税比差别商品税的超额负担小。征差别商品税后，直接改变了商品之间的比价，造成超额负担。征税差别越大，超额负担越大。就要素税而言，理论上一般按均一比例税率、差别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设计。由于不同的人边际投资倾向和边际劳动倾向不同，即使均一比例所得税事实上类似于差别比例所得税，也存在超额负担。累进所得税的超额负担最大。 1.现行流转税类的超额负担分析 我国现行增值税由于征税范围尚未扩展到全部产业，税率和尚未完全统一，而且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导致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实际税负差别很大。所以，我国现行增值税不完全符合中性原则，实际上还属于差别商品税。现行营业税是在未实行增值税的产业中实行，不仅按全额征税（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税负具有累积性），而且按行业设计税率，属于典型的差别商品税。现行消费税属于有限型消费税，选择了11类消费品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加收一道消费税，这11类消费品的选择基本上考虑的是：奢侈品、对健康有害品、不能再生资源品和财政意义大的消费品。污染品还未列入征税范围，所以现行消费税还不属于外部效果的矫正税。其税率分别按产品设置差别比例税率和差别税额，很明显也属于典型的差别商品税。 2.现行所得税类超额负担分析 由于我国目前内外资分设两套所得税制度，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明显重于外资和外国企业，资本在内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还有转移的诱因，企业所得税还会资本市场的均衡，见图5.Dkn、Dkf分别代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本边际生产力，ON、OF表示分配配在两部门的资本总量，t为税率。税前Dkn与Dkf交于A点，即在内资企业部门使用Onk1的资本，外资企业部门使用Ofk1资本时，二者的报酬率相等，均为0NR1.现在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征比例为t1、t2的所税（t1>t2），则税后资本边际生产力分别为Dkn‘、Dkf’，交于B点。内资、外资部门分别使用ONK2、OFK2资本量，由于内资企业的税负重于外资企业，诱导资本过多流入外资企业部门。在B点由于内资企业的资本边际生产力高于外资企业，税后均衡使资本配置效率是低的，若资本向内资企业移动（由K2移至K1）还可以提高整个资本存量的报酬率，但由于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不仅税率有差别，而且优惠政策差别更大）阻碍了资本作这样的移动，由此产生了两类超额负担。一类是类似商品税的低效率，造成消费者福利净损失，产生超额负担。因为过高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促使资源流入外资部门，内资企业产出水平下降，使内资企业的商品价格上涨。另一类是来自资本方面的扭曲产生的超额负担。后者的税收超额负担为△ACD的面积。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不仅扭曲资本在数量上的配置，而且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也导致在不同方面存在超额负担。由于企业的债务利息可在税前扣除，而自有资本和股权资本的正常收益却不允许税前扣除，说明企业所得税既不是对纯经济利润课税，也不是对全部资本所得课税，税基不伦不类，导致资本筹资结构扭曲；由于股息重复课税，又必然导致资本在公司与非公司制形式配置上发生扭曲。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度，分别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计税。如果把闲暇也当作一种商品的话，税后导致了劳动市场均衡发生变化，也存在超额负担，见图6.假如税前无差异曲线U1与预算线AB切于E1点。劳动时间为BL1，闲暇为OL1，所得为E1L1.税后（假定是比例税率）则预算线为A‘B，与无差异曲线U2切于E2点，劳动时间为BL2，闲暇为OL2（劳动供给减少，这是所得税的替代效应起支配作用的结果，替代效应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如果闲暇属于正常品，所得税的收入效应还会引起闲暇消费减少，相应劳动供给增加。至于哪种效应起支配使用，因人而异，因为不同的人对闲暇的偏好不一样），所得为E2L2，税收负担为CE2.若按人头征定额税，税额同样CE2，预算线GD平行于AB与无差异曲线U3切于E3点（假如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相同），工作时间增加到BL3，而且获得较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福利水平提高了。从几何图上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的超额负担是以相同税额的比例所得税与定额税之间福利水平的差额衡量的，即U2与U3的距离。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效应（图略）比比例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更强一些。个人所得税不仅影响劳动和闲暇之间的选择，而且由于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度，计税依据、扣除额标准以及税率都存在差异，还会导致劳动供给结构之间扭曲。 1.除极端情况（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弹性为零）外，对任何商品课税都会产生超额负担。超额负担与商品需求体系弹性、税率高低成正比，从效率目标出发，一是对所有商品征相同的税（尽管也有超额负担）；二是若对选择性商品课税应对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征税，最好对弹性为零的商品征税。一般来说，现行消费税、营业税比增值税的超额负担要大，因为课征消费税的商品大部分属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而且征税范围具有选择性，课税商品税率差别大。营业税按行业设置税率，税负也存在一定差别。为此，应扩大增值税的范围，取消营业税；规范增值税的计算方法，采用单一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2.鉴于最优原则在税制设置中无法实现，将次优原则于税制设计中列具实践意义。次优原则是在市场存在失灵条件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优，使税收超额负担最小。为此，应开征矫正外部经济效果的税种，如环境税。 3.企业所得税以经济利润为计税依据比以利润为基础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作为计税依据对资本筹资结构的扭曲程度要小。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应尽快合一，不仅公平，而且更具效率。 4.累进的边际税率越高、个人的购买总支出数量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大、劳动对闲暇的替代效应越大，个人所得税的超额负担越大。由于闲暇和收入的无差异曲线因不同人而异（如年龄、性别、职业和环境等因素各异），所以同样的税收对不同的群体，其个人所得税的效应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