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理论基础研究的进展(1)(2)
2013-12-01 01:08
导读：Hicks（1969） 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熊彼特观点的一种注解。他认为财政压力是市场经济在欧洲的形成，亦即民族国家兴起的最主要动因。其中的逻辑为：君
Hicks（1969） 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熊彼特观点的一种注解。他认为财政压力是市场经济在欧洲的形成，亦即民族国家兴起的最主要动因。其中的逻辑为：君主们需要大笔金钱去支付战争费用，国家努力克服财政压力，一方面不断寻求向新财富征税，这导致了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日常征税仍然满足不了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所以借债就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信用是借债的关键，结果，西欧国家寻求借款的努力，促进了资本市场和整个 金融 体系的成熟。
张宇燕和何帆（1998）将二人的研究称之为“熊彼特－希克斯命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展，提出了财政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的论题。他们认为先“甩包袱”再“向新增财富征税”是财政危机背景下改革的正当次序。据此，对中国二十年的改革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释。本选题的研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可惜的是，“这一命题在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初步的假说和猜想，但进一步的理论论证和经验分析恐怕就只能留待以后的工作完成了”。本文的研究并不只是对此的理论论证与经验分析，因为张何二位在研究中对政府行为目标的假定并不是本选题所认同的。
在 文献 的梳理中，更让作者感到遗憾的是
财政学家对此的忽略。马斯格雷夫(1969)的贡献在于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划分。Wildavsky（1964）和Niskanen（1971）讨论了 政治 过程中国家预算的形成及管理，但他们的侧重点都放在了对官僚行为方式的考察上。Brennan和Buchanan（1980）强调课税的权力要在立宪层次上讨论，但他们始终站在选民的角度分析。
公共选择学派的贡献在于重新定义了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将通过财政视角对政府的研究纳入了制度和契约的框架。布坎南对博格森、萨缪尔森、以及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隐含的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之间的排序的批评，有力地改变了公共政策研究中将个人与政府类比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一种制度，个人通过这种制度而进行彼此有利的活动。这印证了威克塞尔的将政府视为一个相当于公民之间进行的交换过程的观点。将公共政策的研究置于契约的框架之内的观点经布坎南与塔洛克的推动，在罗尔斯处得到了大力的发扬。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有用的思路就是财政概念的重新定义。布坎南指出财政的本质是一种产权的分配。这一观点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得到了强化，但是新制度学派将政府，特别是转轨政府的行为定格为加强产权的私有化，则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非常幸运的是财政危机背景下政府行为的研究并没有因为经济学家的忽略而停滞不前。比如说O’Connor（1973）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剖析财政危机对国家义理性的 影响 的研究就在
政治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历史 学家，或是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则常常对财政 问题 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保罗·肯尼迪（1988）在谈到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时着重谈到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压力迫使国王们改弦易辙，图谋改革。Tilly（1975）等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为全面和有说服力。
当然，
历史学家对财政危机中政府行为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从现象到现象的描述。真正运用经济学的范式进行研究的应该是诺斯与托马斯（1973）和MancurOlson（1982）。前者的观点集中体现在“诺斯悖论”上面。后者则针对财政危机中政府与利益集团博弈引致国家的兴衰向我们透视了政府的真实行为。在诺斯之后，PhilipT.Hoffman和Jean-LaurentRosenthal则提出了一个战争与税收的模型。通过对欧洲不同国家建立不同的产权制度的事实考查，验证了一个国家能否建立一项合理的产权制度，取决于该国的财政政策，而战争是决定现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诺斯和托马斯认为，政治组织（即国家）在推行制度变革时有两种目的，一是建立一套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政治制度，从而保证政治组织的报酬递增，即财政收入最大化；二是建立一套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保证社会成员的收入最大化和经济组织的报酬递增。然而国家的上述两个目标时常是相互冲突的，也就是说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报酬递增要求不一致。有时政府追求自身报酬的结果是 企业 的大量破产和经济的严重衰退，也就是说政治组织的报酬递增以经济组织的报酬递减为代价，这时制度变迁陷入锁定，而政府官僚机构成为经济不发展的重要根源。只有当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报酬递增要求是一致的时候才会出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