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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博弈、亚瘫痪状态与村庄公共治理(1)(2)

2013-12-02 02:02
导读:(4)村庄精英居于国家(政府)与村庄(农民)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它的行为状态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博弈结构的

(4)村庄精英居于国家(政府)与村庄(农民)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它的行为状态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博弈结构的“麻雀解剖”,可以透视出村庄权力的运行全景。本文在融合仝志辉、贺雪峰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与金太军的“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三重分析的基础上,建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及治理精英系统内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分析框架,以村庄“亚瘫痪”状态为突破口径,以期对村庄权力运行实态进行全面考察。
(5)在对“亚瘫痪”状态进行病因诊断与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对转型时期村庄治理的制度建设进行一次基于地域性结论的初步探讨。

二、精英分化与权力格局

村庄精英是指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类村民(贺雪峰,2003:159)。仝志辉、贺雪峰根据村庄各权力主体拥有权力的不同影响力来源,把村庄精英分为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治理精英指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而非治理精英指在村庄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如宗族头人、经济能人、乡村教师、民间文化人、乡村医生、村痞地霸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源于村庄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如源于个人魅力,德高望重、血缘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经济互利关系等,也可能源于非治理精英村庄外部的个人关系 网络 ,如有官方资源背景、与村外某强势人物的关系密切等。
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分化日趋明朗和农村传统文化网络日渐衰落,村庄精英呈现多元化格局。村级治理和村庄公共事务的效能很大程度取决于村庄精英互动博弈过程中协商、默契与利益互惠的达成。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1、角色冲突与村官的两难:治理精英的艰难生存境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村庄中有一定动员能力,并且与乡(镇)干部有一定关系的村民被任命为村干部,干部的去向完全由上级乡镇政权决定,不少农村地区就广泛流传着的“村干部乡里定”的说法。上级单一授权的来源方式形成了一个直接面对上层的忠诚网络,治理精英成为国家利益在村庄中的代理人。在封闭状态的村庄共同体中,治理精英凭借组织性权威在完成国家政务的同时,也能很好的扮演起村庄“监护人”角色,从而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依赖的对象并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拥护。治理精英因为权力运作不但获得了应有的工资报酬,而且获取了尊重等无形资产回报。出于对村庄权力和利益的独占心理,即将退位的治理精英在干部更替时,也会充分利用职位优势和乡(镇)干部的人际网络,尽可能安排自己的子女、亲属或心腹接位,进行一场权力交接的家族拉力赛,印证了农村中“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1980年代,村庄治理精英度过了一个“外无干扰、内无抵制”的黄金时期。
然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行的是层层压力型体制,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实行“国税不足地税补、地税不足财政补”的财税政策,使乡(镇)对农村资源抽取性质的政务不断加强,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乡村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乡镇政权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抽取和来自乡镇的名目繁多的各项检查、达标活动,使治理精英无暇应付,“一年就是要钱、要粮、要命,简直成了乡政府的走狗”①。同时,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逐渐解体,村庄公共设施建设难以启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治理精英在发展村庄经济方面似乎“黔驴技穷”,越来越无法满足村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与心理需要,加之村庄原有“意识形态”禁锢的解除和可利用资源的增加使村民对治理精英的依赖进一步削弱,治理精英的“监护人”角色在村民心目中暗然失色。1998年以后,村民自治制度全面实行,治理精英的产生方式由原来任命制为主转换为政府主导的村委会选举和任命两种,乡镇与村的关系逐步由领导转向为指导,使治理精英的合法性基础和授权来源发生了由“上”至“下”的转变,乡镇已经不能任意决定村委会干部的任免与去留,即使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来自村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村民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与压力体制下不断扩张的乡镇政权使治理精英在利益分配行动中产生逻辑冲突:治理精英落实乡镇行政工作越积极,与村民的冲突可能就越大;落实乡镇行政工作越消极,就有可能失去自上而下的组织支持,影响自身角色生存。而在这种缺失治理资源和权威的村治环境中村庄治理精英一方面要代理政府执行税费征徼、计划生育等国家政务,另一方面又要代表村民利益进行村务建设、为村民提供庇护,其结果是“对上负责困难,对下负责不足”、“上有压力,下有阻力”,从而导致村庄治理精英处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乡镇政府与农民夹缝之中求生存的结构性两难,“代理人”角色和“监护人”角色相互冲突,使治理精英陷入“两头受气”甚至“费力不讨好”的困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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