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化(2)
2014-03-08 01:35
导读：3．资源消耗方式的制约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国城镇化标准越来越高，城市建筑能耗已到了危及国家资源安全的地步。我掌握的资料表明，城市人均用水量
3．资源消耗方式的制约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国城镇化标准越来越高，城市建筑能耗已到了危及国家资源安全的地步。我掌握的资料表明，城市人均用水量是村庄的3倍，人均资源消耗量是村庄的6倍。我国未来人口拐点在14.5亿，如果城镇化率达到60%，就意味着有8.8亿人生活在城市。有学者认为，资源可以通过市场“全球获取”，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资源的世界大势与本国国情是我国城镇化路线图上必须标明的“路标”，如果我国的城镇化寄希望于资源的“全球获取”上，必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我主张探讨走以新型能源和清洁能源循环自给的新农村发展道路。欧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省，也同样面临过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出现的问题，他们以国家投资主导，带动农村的建设，保持农村山川秀美。欧美发达国家和日韩农村与城市在基础设施上已无很大差别，差别在空气和环境上，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甚至更好。
三、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在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依据上，一些地方、部门或经济学家言必称“国际惯例”。有的把城镇人口是否达到30%的诺瑟姆曲线用以指导我国城镇化发展；有的以刘易斯基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二元结构”论分析我国城乡分治；有的把“房价是否超出收入4—6倍的国际惯例”作为支撑房地产泡沫论的标准等等。
我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村经济数千年来基本属于分散风险的“粮猪型”稻作农业的小农经济。以西方“城镇化”理论进行体制设计，必然出现头重脚轻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把城市管理体制推广到分散的农村，实行中央、省、市、县、乡（镇）、村的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不断增设对口机构，导致乡（镇）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中等乡（镇）机构数甚至超过了建国初一个县的机构数，上级政出多门下达的任务，到了基层就成为直接成本。结果是，高昂的行政成本、执政成本、制度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激化了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中国大学排名 因此，一味奉西方城镇化理论为“经典”、“先进”或“前沿”的研究工作是不负责任的。这种不负责任，直接导致我国城镇化走了一条脱离基本国情的路子，城镇越建越现代化，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最终刚性地排斥了农民进城。很多城镇甚至小城镇对新增人口的就业落户均有十分苛刻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城镇建设不是为农民建的，农民没有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如，城镇建设可以向郊区农村征地搞房地产开发，却不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不允许村自治体对工商业用地实行租赁制，对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也不允许农民参与股份等。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占据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开始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题。“穷人经济学”成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理念。未来5年，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城镇化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均衡增长、均等机会和社会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陷阱”，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依据和路径选择，应从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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