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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村计划生育中的博弈看基层社会运作(7)

2014-03-13 01:09

　　因为以上原因，从执行人员角度来看，自然村民都是"对头"了。同时也主要是为了给超生户造成压力，并不是要树敌太多。但从宪法和的角度来说，株连邻居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所以就有村民不断上访。当然村民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抵抗，但在小分队面前往往显得力量单薄。株连亲邻的方式造成人心惶惶，既严重了经济，也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社会是一张网，纵横相连，一些官员的亲人也难免受到冲击。

　　所以，这种方式是注定要收敛的。到了1998年，陈村一带就开始扭转这种执行方式了。1999年和2000年，按上级的精神，不准搞株连，不准牵牛牵羊弄东西，更不准扒房子等，责任由违规者自己承担；如果真流动在外找不到，就找男方的父母，不再扩及他人。并且逐步实行由乡成立的法律事务所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当然这种规定是根据上级文件政策和地方特色制定的）者惩罚，由事务所向县法院起诉，由县法院依法执行。这是一个大的转变。然而对所谓"不合法"的暴力强制执行方式村民认为也是"合理的"，他们说，在这种乡村里不这样做又怎么做呢？近两年情况好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执行人员受上级规定的几不准的约束；另一方面实际上很少有超生的新户，超生的老户一般都有了清单卡，即使没交清的也因为吓破了胆，来要就尽力地给，不必要暴力强制了。但有些时候还是会发生的，所以"暴力强制"近期还不会完全消失。

　　（三）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数字管理的引入

　　原来的规定是按各村人数来分配指标。比如，陈村有300多人，一年要完成3个妇女结扎任务。上世纪80年代常是这样给各村分派任务。因为乡级政府了解下情是通过村干部，往往情况不实，所以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指标。但这中间就有问题产生了：如果该村当年没有这么多符合结扎条件的呢？于是为了完成任务，就让村民中沾计划生育边的都掏点名义上是罚款的钱，村干部拿这个钱到县里买指标，买张结扎证书交到乡里就算完成了任务。

　　如果够结扎的人数多，当然先哄着他们去结扎，不去再罚钱，总之要想办法完成指标。如果某个村民有本事，有路子，可以假结扎，弄张结扎证明交上去就可以了，只要没有人告。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告的。罚款也有指标，某村某年要上缴计划生育罚款费多少多少元。总之，那时候的针对性较差，求实性较低，马马虎虎就混过去了。所以到80年代中后期超生的人数很多。

　　小分队建立后，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小分队开始到村里逐家搜查，掌握情况。现在这种查底方式依然在用着，只是突击性的检查少了。但是，在上级检查团到来之前，村干部会安排村民，该藏的藏，不该说的别多嘴。为少有麻烦起见，人们尽量做的周全些。

　　1996年到1997年间，逐步引入了"数字管理"——建立起了台帐。台帐是指由计划生育管理和执行人员建立的详细的人口统计簿，为此，他们逐家逐户进行登记，把已婚到49周岁的育龄妇女情况、生育孩子数、是否手术，超生的是否缴清罚款，每月人口的增减、结婚几对等逐一登记在册。每村都有一本台帐，而后就按照台帐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由于每月都可能有新婚、新生、死亡、外流人口，所以由村计划生育专干协同包村的乡计划生育指导所（即原来的小分队）派来的计生管理员，每月统计出来签上两者的名字并加盖村公章于当月的25号交上去，一式三份，一份上交县计生委，一份交给乡计生办，村里自留一份。台帐的建立使监督和管理更加严格、方便。正如吉登斯（1998a ）所认为的，民族-国家是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其动因之一就是"以信息储存和行政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surveillance）"的发展。乡村干部按照台帐的材料，通知计划生育户该做什么，比如单月孕检、双月学习、换准生证等；而且罚款也有了数目依据；省级和乡级的有关条例，每个计划生育户都有；同时，村民也有了开收据的意识，缴多少钱，得有个字据，以后遇到麻烦可以有个证明。可是，尽管有了台帐，说不定何时上级检查团还是会来寻找漏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