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49年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1)(2)
2014-03-27 01:04
导读：1、关于农业合作化前农业剩余的认识。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无论从农业技术、单产还是区域发展，确实达到了农业文明的高峰，只
1、关于农业合作化前农业剩余的认识。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无论从农业技术、单产还是区域发展，确实达到了农业文明的高峰，只是由于相对于人口来说土地资源的稀缺，使得农业人口大量富余，因此农业机械改良和农民人均收入增加受到劳动力剩余瓶颈的严重阻碍。实际上，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即使经过土地改革，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资源的压迫，从纯农业收入来看，很难有较大的增长，从建国初期农民的人均收入看，不少农民处于恰亚诺夫所提出的小农经济的“负收入”问题，即不仅不计算自己的劳动成本；农民还要靠家庭副业来弥补收支平衡。因此，在这个阶段，即1949年至1956年合作化前，传统农业文明时期的“什一税”已经接近极限，因此1952年当朝鲜战争局势稳定下来后，政府就不得不减轻农民负担（正税和附加），将农业税占正产的比重由1951年的14·5%降至1952年的12·2%.[5]当时农业的剩余，还可以从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看出：1949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消费粮食只有370斤（毛粮），1952年达到444斤；1951年粮食的商品率为28·2%，1952年降为25·7%.[6]这说明1949年农民是吃不饱的，此时的农业剩余只是相对剩余，而随着农业的恢复，农民必然要增加对农产品的消费，即自行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农民通过市场提供的剩余总量会增加，但比重可能还会下降。
但是，对于要加速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政府来说，国家提取的这些农业剩余又是不够的，由此导致了“统购统销”的出台。
2、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农业剩余很有限；农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由于农业人口多而土地少，农业剩余有限；同时，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路子因为与国家“争资源”、“争市场”而受到严厉限制，农民进城从事产业转移也因为城市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受到严厉限制，农民不得不全部集中于农业，从事收益极低的几乎单一的种植业。由于农民的生产剩余总量非常少，政府为缩小工业化需求与农产品供给的缺口，就尽可能多地向农民索取剩余，因此尽管1956年以后党和政府不断地强调农业的重要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始终很难落到实处，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农产品短缺的条件下，国家首先要保证城市和工业的基本供给，保证“进口替代”所需要的农产品出口换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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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分得口粮442斤。1978年棉花、油料、糖料、烟叶、麻类、茶叶、猪肉、
水产品八种大宗农产品的国家收购总值为190多亿元，商品粮食总值133·6亿元，其他农副产品商品总值230亿元，总共为555亿元。这就是说，每个农业人口，只能够提供价值大约70元的剩余农副产品。[7]
这个阶段，农业结构的转变非常缓慢，1952～1978年，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下降了6·9个百分点，畜牧业比重仅上升了3个百分点，
渔业仅上升了1·3个百分点，在种植业中，又是以粮、棉、油料等大宗农
作物为主，这种比较单一的、低水平的农业结构，自然限制了农业剩余的增加。
3、转轨时期第一阶段（1978-1991）的农业剩余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1985年以前，主要是依靠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产品提价；而在1985年以后，则主要是建立在城乡壁垒条件下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即农村工业化的收益归农民所有）。此外，在这个阶段，国家鉴于过去对农民挖得太苦，调整了对农民的政策，农业发展很快，但是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汲取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例如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稳定甚至减少粮食征购数量（依靠进口弥补）等，因此农民手中的绝对剩余明显增加。
中共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迅速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和开放自由市场，农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结构改善，剩余大幅度增加。1979～1984年，粮食在播种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年均增长幅度达到5%，而棉花和油料的总产量，年均增长速度则分别达到19·3%和14·7%.1985年以后，面对粮食产量跃过4亿吨的大关，出现“卖粮难”，政府鼓励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了多数畜产品的价格和市场。与此同时，随着农业边际效益在1984年达到顶点后，随着体制的松动和日用品的短缺，农民将很大资源投入到乡镇 企业 方面，农业剩余相对稳定在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