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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着支出上的扩张政策与收入上的紧缩政策的矛盾，即收入上的紧缩抵消了支出上的扩张效应。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在肯定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的同时，对提高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的政策措施提出质疑。所谓收入上的紧缩政策，无非是指财政收入的增长会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排挤效应，因而有人明确提出应实行扩张支出与减税同时并举的财政政策。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既然肯定在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是对的，那么扩张支出的收入从何而来？增发国债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发国债只能用于建设性支出，而增加中下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如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特别是保证下岗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样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加这些经常性支出必须靠增加税收；其二，财政收入的排挤效应是来自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过高，而我国当前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是偏低，不是过高，因而一般的减税是不可行的；其三，上已述及，提高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措施主要是摲迅乃皵，一方面清理整顿乱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额外负担，一方面将应当保留的收费集中到预算内，这种措施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四，增加税收的正常措施是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理欠缴，只要严格按国家政策征税，该征的征，该减的减，该免的免，不是强制地征收摴头税敚这里也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五，在当前社会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即使实政策作用的前提条件。
如何全方位启动消费需求，成为近来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已经到了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为什么多次降低利率，物价长时间走低，而居民仍然有钱不花，热衷于储蓄？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即对收入趋势看低而对支出趋势看高，人们总在盘算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买房要花多少钱，医疗保险要花多少钱，未来养老要花多少钱，即使手里有一点钱也有后顾之忧，不敢大胆去消费。所以适当提高收入增长水平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首要前提。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６．１％，而近４年来仅为４％左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７．９％，但１９８６年以后的１３年也大致徘徊在４％左右（参见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０日《经济日报》１版）
至于提高收入水平的途径和措施对城镇和农村来说自然是不同的。从城镇来说，应是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相结合。首先应当考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可以通过财政渠道较大幅度地提高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和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居民的收入，普遍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切实同效益挂钩放开企业工资；同时进行配套性的工资改革，将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医疗制度改革同工资改革结合起来，使居民家庭的支出预期透明化；此外还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调节作用。我国７０％的人口仍在农村，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自然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重中之中。对农村来说，当务之急是采取切实措施减轻农民的额外负担，必须切实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严格执行农业税法和提留统筹政策，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要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推进科教兴农，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农民持续的增产增收。
应当指出，刺激需求和保证有效供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是有１２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不是生产过剩，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人们迫切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而不是人们迫切需要的商品却又大量积压，即有效供给不足和商品积压并存，是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所以，在大力刺激需求的同时，必须通过产业（或产品）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有效供给水平，为此，又必须选择好当前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当前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是什么？社会舆论一致公认首先是教育，无论城镇或农村的家庭，都是把子女教育问题摆在首位，为了子女教育可以不惜工本。其次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是住宅和住宅建筑业，任何一个国家住宅建筑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长胜不衰。第三，我国农村的广阔市场有待开发。农村市场具有人口多、环境差、水平低、潜力大的特点，一旦收入增长上去，开发的天地是十分巨大的。第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中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将是各地区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总之，各地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积极采取不同的措施，全方位地启动国内需求，则大有所为，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立足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应是长远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