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下）(1)论(2)
2013-10-18 01:09
导读：（1）基金会在华最成功的例子，也是它在华最大的事业，当属协和医学院。无可否认，协和在医疗、护理、教学、研究等方面都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最
（1）基金会在华最成功的例子，也是它在华最大的事业，当属协和医学院。无可否认，协和在医疗、护理、教学、研究等方面都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最高水准；它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各科名医。从1924—1943毕业318名，〔35〕尽管人数不多，其影响之深远无法估计，无论是解放以前还是解放以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医务界的骨干和医疗行政单位负责人很多都是协和毕业生，特别是担任医学院院长的人必然把协和的制度、经验和标准加以推广。所以，就医学而言，通过精英扩大影响确实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协和的创始者当初力排众议坚持高标准，把最先进的医学引进中国，奠定了我国的西医的高起点，功不可没。这点应该没有争议。协和医学院的影响的确也不止于医学界。通过医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把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目的部分地实现了，基金会在华各项事业，包括协和及其他，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是无形的，无法量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处于困难中的中国文化、科学、教育给予支持，从而培养出各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才，其所起的作用不是微不足道的。从本文第一部分的事实可以看到。另外，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的开创和许多著名学者的成才和他们的关键性的工作也曾受益于基金会。所以，应该肯定，总的说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洛氏基金会起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起的积极作用。
（2）洛氏基金会在华创业的动力是那个历史时期在美国精英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加西方中心论。寻根溯源，这种理想主义来自两个传统，一是加尔文教，一是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都来自欧洲，而在美国生根、发展，具有了美国特色。如美国著名宗教史学家马蒂（Martin E.Marti）所概括的，前者造成美国人的特质是相信改造地理环境的力量和与上帝的契约观念，也就是作为尘世的子民，有义务辛勤劳动以配得上上帝的选拔（美国人都是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由此产生的民族特性更明显地具有捐赠观念——“它应该从事发明创造，不断地收获、节约和捐赠，表现出一种获得上帝认可的意义与价值模式”〔36〕。启蒙运动对美国开国的思想家们影响更为明显。其核心是以科学和理性取代宗教信条，但是又不反宗教，而是强调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可领会神的意志。这两种传统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类的同一性。在形形色色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中，粗浅地可分作两大派：一派强调同一性，认为各民族发展有普遍的规律，只有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方式也可能各有特色，但最终必然殊途同归，基本价值观念也应该是一致的；另一派强调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不同特点，不同的要求，不能强求一致。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显然属于前者，也可称作“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他们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科学和理性，这是一种世界观，是对待宇宙万物的态度，在方法论上是归纳法，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在他们看来，与此相对的东方思想是神秘主义，不求甚解，依靠经验和传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演绎法。简单化地说，应该以前者改造后者，中国才能获得新生。他们不但是西方中心，而且是美国中心论。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物质上迅速富裕起来，精神上充满自信。那时盛行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即人类文明始于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一路西行由欧入美，现在顺理成章该由美国再传到它的发源地来完成这个圆圈。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靠着大西洋彼岸信心动摇、自叹没落的欧洲旧大陆，隔太平洋遥望贫穷落后而又充满新生希望的古老而辽阔的中国，“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就油然而生，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新的文明的代表。是“西方文明的刀刃”，以化天下为己任，理应所向披靡。〔37〕对他们说来，基督教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而理性与科学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客观地、历史地看，在那个时候，科学和理性也正符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在中国所发生的不仅是政治变革或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基金会在中国所扶植的事业，所倡导的精神，基本上顺应了当时中国进步的潮流。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相比，那时的精英离启蒙思想的传统更近一些，较少受各种霸权政治的、庸俗实用主义的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腐蚀，因此可以说，那时传到中国的西方影响比之后来，精华对糟粕的比例更大一些。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