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矿难治理的经济学分析(1)论文(2)
2014-03-21 01:13
导读：在现实世界里，人都是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矿主和矿工也不例外。矿主的机会主义倾向既可以表现在尽量减少成本，比如减少对煤矿的安全投入，也可以表
在现实世界里，人都是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矿主和矿工也不例外。矿主的机会主义倾向既可以表现在尽量减少成本，比如减少对煤矿的安全投入，也可以表现为在有高度风险的情况下仍逼迫矿工下井采煤；矿工的机会主义倾向既可能表现为偷懒，也可能表现为在高风险时仍然工作。而且不容忽视的是，矿工很难组织起来，作为一个团体与矿主相抗衡，从矿工、矿主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对于矿工，尤其是接近于无限供给的农民工而言，集体行动的逻辑必然导致人多力量小，人人都想“搭便车”，组织难度太大；而且矿主的势力太强，双方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基础。在此背景下，矿难就易发生，这种状况的存在显然不能为社会所容许，这时，就需要额外的外在机制，即监管者来避免矿难的发生。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被政府赋予监管的职责，监管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也以最大化作为行为的准则，在经济学上，这些官员被称为官僚。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α1Yβ1Pγ1
其中，Y为官员由其职位所获得的收入，P为由其职位带来的非货币的额外收入集合，即权利租金。官员也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既要追求职位所获得的收入，也要追求权利租金，尤其是当权力租金非常大时。正因如此，官煤勾结才会出现，从而导致监管无法顺利进行，我国煤炭行业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监管失灵，目前的监管失灵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或者政绩，而有意
放松监管或监管措施不得力。例如，山西省的采煤大户金业煤焦化集团2003、2004两年分别上缴税费1.34亿元和1.81亿元，在山西的民营企业中仅次于钢铁大王海鑫集团。对于这样的企业，地方政府领导常常难以真正有效地实施监管，因为打击这样的企业，也就打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04年8月7日的广东大兴矿难发生前，大兴煤矿董事长曾云高因对地方经济“贡献突出”，而当选为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让财力高度紧张的地方政府对类似的企业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实际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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