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当前中国宏(4)
2014-05-31 01:09
导读：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吴晓
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吴晓灵、谢平1997)。据计算，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负债率为65.17%。不论那个数据，都表明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很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不仅表现在产出份额的急剧下降上，更表现在其亏损与利润的反向变化上。1995年二者基本相等，1997年亏损比利润高出将近1倍，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增长来弥补亏损，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
国有部门丧失盈利能力后，通过破产程序，其高负债直接表现为国有银行的坏账。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总受理数的63%；破产加速后，银行的损失率为85.1%。另据经贸委对东北80家破产企业的调查，平均债务清偿率仅为0.41%(工商银行企业破产调查课题组，1997)。国有企业破产直接引致国有商业银行坏账，而破产又与国有企业丧失盈利能力高度相关。以此推断，1997、1998的情况将更为严重。为了弥补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同时又要承担国有企业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为潜在债务的最终承担者。这就是国有企业微观负债引发政府宏观负债的机制。
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导致了不断扩大国债发行，国债比例日益提高；为了加快发展，国家鼓励利用外资，外债总额也不断提高；如果加上象广信之类的金融机构为地方发展进行的对外负债，90年代以后，国家在宏观上的广义负债直线上升。如果再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隐含合约（如养老等社会保障功能）所负债务包括在内，国家的广义负债已经非常高了（见表3）。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表3：中国政府广义负债占GNP的比例%
注：本表计算方法参阅了樊纲主编，《中国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第11期。
广义负债：*此系1997年数据；**在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中，不良贷款占25%，其中15%通过破产有可能收回，其他则需要由国家最终偿付。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1998、1999年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增大国债发行，又因经济增长趋缓，企业还债能力下降，银行坏账可能加大，宏观负债比例将进一步提高，今年底，政府的广义负债可能达到50%。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丧失了通过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收入偿债的能力，基本上是借新还旧。
如果说国家正式的负债比例还不算高，国债和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都在安全线以内，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但其扩大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三个，一是借新还旧；二是变暗为明，比如，发行特别国债充实国有银行资本金，偿还城镇职工退休金和社会保障福利欠帐；三是支持财政的正常与非正常支出。
由于无效投资的长期累积引致宏观上的广义负债，在正常收入无法偿付的情况下，只能发新债弥补。这将对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虽然1998年国家充实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很可能又低于8%，而且随着增长放慢加剧了企业效益下降，坏账又要吞嗜现有的资本金。今年银行的收息率非常低，且随着经济下滑还会降低，国有银行的坏账必将从暗到明累及财政，由潜在负债变为公开负债。这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
为了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改行扩张政策，启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回升。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由于政府宏观负债的增长和长期累积的问题需要解决，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在体制上又采取了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和举措，形成了宏观政策的工具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政策的扩张效应，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新的扭曲。虽然一些体制上的收缩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创新相配合，体制性收缩的负效应就显得格外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