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的经济学透视论文(2)
2014-06-04 01:06
导读：2.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 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也会引致制度的不均衡。比如，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
2.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
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也会引致制度的不均衡。比如，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诺斯和托马斯认为，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产权的转变，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
古代政府采购制度服务的需求者古代政府官僚主要是通过政府采购来维持庞大的专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满足其骄奢淫逸生活的需要。古代中央集权国家财政支出的最重要支出是采购各种生活用品。其数量之大，规模之巨是相当惊人的。如明朝政府为满足宫廷园林建筑之所需，就在南方诸省进行了20次大规模的皇木采购活动。其中，仅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采购的楠杉等木即达5600根块。古代政府官员的升迁并不是由辖区内百姓的民意所决定，而是由上级官员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因此，尽管古代专制政府的采购需求巨大，但对采购资金的运用没有有效约束，不接受百姓的监督。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政府采购制度服务的需求者近代民主政体下的政府官员由于受到及舆论的严格监督，很难（或风险较大）利用政府采购牟取私利，相反，他们往往希望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制度的运作博取选民的好感，赢得选票。
正是由于政府采购制度服务需求的改变导致了传统政府采购制度不均衡的产生，从而诱发政府采购制度由传统向近代变迁的发生。
3.其它制度安排改变
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它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
英国从17世纪中叶开始，由于资产阶级制度的确立，经济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到18世纪中叶，英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对促进近代政府采购制度的产生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推动：首先，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为政府采购的招投标提供了众多的竞标者，从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降低政府采购的成本提供了市场环境；其次，自由市场经济下建立廉价政府的政治追求亦促使政府通过向市场公开招标来节约开支，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第三，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法治建设、新闻舆论监督、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等都促进了近代政府采购制度的产生。如在大众传媒方面，英国在1702年产生了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DailyCour－ant）。自此以后，大众传媒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传媒形成了对政府采购运作的有效监督，也为政府采购中广泛运用招标、投标法提供了传递信息的载体。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政府采购的委托—代理分析
政府采购管理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链。在这个委托代理链的最上方是委托人——政府采购资金的供给者（纳税人）。纳税人将公共资金委托给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政府。这样就形成了纳税人—政府的—级代理关系。由于政府公共管理的领域十分广泛，它不可能对政府采购事无巨细地包揽，它一般将其委托给财政部门，中央政府为财政部，地方政府为财政厅局。这样，就形成了政府一财政部门的二级代理关系。财政部主要负责政府采购法规、政策的拟定和监督执行，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的资格标准的制定和审查，采购官员的
培训和管理，采购争端的仲裁，国有资产的管理，采购信息的发布，采购统计和公布，本级政府消费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直接采购、分配和管理，等等。财政部常常对政府采购进行分权管理，在其内部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政府采购的管理和协调，这样又形成了财政部门一专门政府采购机构的三级代理关系。最后，具体的采购活动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政府采购官员来执行的，从而形成了专门政府采购机构—政府采购官员的四级代理关系。
综上所述，政府采购过程中一般会形成纳税人—政府—财政部门—专门政府采购机构—政府采购官员这样一条长长的委托代理链。政府采购官员是最终代理人，链的另一端是初始委托人，即政府采购资金的供给者——纳税人。在这个委托代理链中，作为初始委托人的纳税人实际上并无行为能力，因为他既不能在市场上进行决策、签订契约，也不能从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政府采购委托代理链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级政府官员。官员是理性人，他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不可能而然地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规，不折不扣地保证政府采购职能的实现。正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不同的利益取向，天然地会产生委托人和代理人激励不相容的。并且，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还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由于政府采购的专业性很强，代理人特别是政府采购官员是政府采购方案的提出者，他们一般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私人信息，委托人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否则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由于搜寻有关信息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在政府采购中委托人的决策往往受制于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代理人。可见，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激励不相容有可能成为代理人偏离委托人委托目标的现实表现。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实施政府采购过程中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规范双方的行为，但委托人和代理人在签约中不可能预料到未来所有的情况，也不能规定各种情况下各方的责任。特别地，职能机构的官员不可能像生产产品那样程序化和有规则地重复，因此必须给官员以充分的自由处置权。在政策执行的每一阶段都必然要有人解释一些法规。但法规不可能十分精细，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会产生与原始意图发生偏差的累进效应。不完备的契约和政府采购中的机动权存在为代理人谋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提供了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