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1)(2)
2014-10-04 01:04
导读：(三)外出与家庭决策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迁移理论(NELM)与传统理论不同，认为家庭才是劳动力流动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家庭贫困、农村信贷市场和
(三)外出与家庭决策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迁移理论(NELM)与传统理论不同，认为家庭才是劳动力流动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家庭贫困、农村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不完善以及在社区中相对剥夺的不利地位等都有可能促使家庭做出让部分家庭劳动力外出挣钱的决策。劳动力外出是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部分，是风险转移的一种方式，外出劳动力寄回或带回的收入有利于帮助家庭克服资金瓶颈和市场不完善的限制，保障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稳定发展和福利最大化。因此，家庭变量对劳动力流动迁移产生决定性影响(Stark，1991，1982；Findley，1987；Lucas，1988；Taylor，1999)。这一理论对考察中国家庭因素对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影响非常有用。 中国农民的家庭观念很强，家庭成员相互帮助，共同享受劳动成果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家庭内部，家长具有较高的权威，有权决定全家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支出计划。在集体经济时代，家长的生产经营权被剥夺，只剩下安排生活支出的权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承包制统治地位的确立，家长的权威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家长事实上在主导家庭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活动，包括派谁外出务工等。中国农村人口多，人均占有资源少，在现有技术水平下，人均1.4亩的耕地根本不足以使以农业为生的农民致富。因此，兼业成为中国小农的主要生产方式。中国又是发展中大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村尤其落后，农村资金市场、信贷和保险市场缺乏，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受到资金流动性限制而不能成长壮大。为了改变这种落后被动的局面，为了摆脱小农贫困的困扰，家长在与其他家庭成员商量后自然做出派人外出务工的决定。一般是先派子女外出，父母在家从事农事活动和照顾家庭，如果没有子女或子女尚小，家长自己在安排好农事活动后也可能利用农闲季节外出挣点钱补贴家用。中国举家外出的家庭很少，只占全部外出劳动力的1／5左右(盛来运，2005)，绝大多数外出农村劳动力在家保留有耕地或其他财产，他们外出打工的主要任务是为家庭挣钱，生产经营活动和消费活动事实上与家庭结合在一起。因此，家庭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决策的主体，劳动力个体决策依附于家庭决策。 那么，有哪些家庭变量在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迁移决策? 首先是户主的文化程度。有关研究证实，户主的文化程度与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成正比(李实，2002)。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做出家庭成员外出的决定。因为一般说来，文化程度高的家长比较开明，不守旧、不安于现状，具有创新精神和改变家庭落后面貌的意识，他们注意了解外界信息，容易做出相关决定。 其次是家庭劳动力数量。这个指标既反映家庭规模和结构，也反映家庭劳动力负担的人口。通常劳动力数量多意味着家庭规模大、家庭负担轻，家长容易做出让一个或多个劳动力外出的决策。一些实证研究证明，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其采用劳动力流动方式分散风险或增加收入的可能性成正比 (Findley，1987；Chen，Huffman，Rozelle，2003)。 第三，家庭收入状况。从绝对收入来讲，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出于脱贫致富的强烈动机，愿意安排家庭成员外出挣钱，而富裕家庭可能选择相反的决策(Lipton，1982)。但一些实证研究指出，富裕家庭也具有较高的流动迁移可能性，因为他们有能力支付迁移成本，也有较强的分散经营风险的动机(Findley，1987)。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一些贫困家庭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家里没有或缺少劳动力，根据上面的假设，这些家庭即使有较强的流动迁移动机，也不可能有较高的流动可能性。一些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虽然不缺劳力，但长期安于现状，缺少冒险精神，大家都贫困，没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也不愿意离家外出打工。 从相对收入角度讲，“相对剥夺”对于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都是存在的，并且是递增的：富裕虽然是相对的，但毕竟相对剥夺的感觉是最低的。因此，对于一个特定地区来讲，流动迁移的可能性与“相对剥夺”感觉成正比，与富裕程度成反比(Stark，Lucas，1982)。中国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因此，我们将在模型中特意设计一个相对收入变量，以特意验证新经济迁移理论假设的正确性。 第四，市场流动性限制。主要是指小农缺乏信贷和保险的市场限制。在发展中国家，农村资金市场和保险市场发育迟缓，农业利润率低和小农缺少借贷抵押，商业资本和保险不愿意向农村发展，导致小农因缺少资本扶持和风险转移机制而长期得不到改造，因此产生了新的流动迁移动机，这是新经济迁移理论的又一基石。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农村资本大量向外流动，有人估计通过商业银行每年流出农村的资金有1000多亿元(陆学艺，2004)。中国的农业保险也是刚刚起步，规模比较小，不能有效化解农民的经营风险。农民要想用钱，积累发展资本，还是需要外出打工。 第五，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对于以种地为主业的农民来说，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多，占用的劳动力就多，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就小；反之，经营规模越小，家庭富余劳动力相对较多，家庭有劳力外出的可能性就大。这个变量间接反映了家庭劳动力富余程度。中国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大，因此，劳动力外出的比重相对较低，而多数南方省区，由于人均耕地资源少，劳动力外出的比重较高。无地或失地的农民，则只能向城市流动和转移。近年来，由于城镇化的发展和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和地方征用、占用了不少农民田地，加快了这部分农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影响家庭决策的有关变量放入模型，模型(3)扩展为： M=f(Yu／Yr，c，Ed，Ag，Se，Mt，Wk，Hed，Hnla，Hic，Hicr，Hbkp，Hlad) (4) 其中，Hed表示家长的最高文化程度；Hnla表示家庭劳动力数量；Hic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Hicr表示家庭收入在社区的相对地位；Hbkp表示家庭在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占总借款比重；Hlad表示家庭人均耕地拥有量。相对的基本假设是： 假设6：家长的文化程度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正比； 假设7：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正比； 假设8：家庭绝对收入水平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正比： 假设9：家庭相对收入地位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反比； 假设10：家庭从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比重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反比； 假设11：家庭人均耕地数量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反比； (四)外出与社区发展 正如劳动力外出的个体决策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一样，家庭劳动力流动也受所在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左右。家庭作为社区的一分子，其生产经营行为，包括劳动力流动迁移行为不可能不受群体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作为家庭或个人在做流动迁移决策时，首先考虑或比较的对照环境是所在的社区状况，例如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外出务工比在家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挣的多还是少?之所以外出或迁移，也许是因为本地发展落后，没有多少就业机会，也许是社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适合生存；或者反过来，之所以没有外出，也许是因为社区条件好，发展机会多，不愿意离开，也许是因为村庄太落后、太封闭，人们没有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如果说个人是流动行为的主体，家庭是流动决策的单位，那么社区发展状况就是流动决策的环境或前提条件。 社区发展是怎样影响家庭流动迁移决策的?这是农村发展政策重点应考虑的问题。从经济因素看，主要是因为发展政策可能改变社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资本短缺状况、基础设施条件、收入分配状况，等等，进而改变了流动迁移的比较收入和比较成本，原来流动迁移的理由可能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如果一项农业发展政策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业收入，就可能使原来想外出打工的农业劳动者改变主意，安心在家务农。即使比较利益的变化不至于使劳动者放弃外出，也至少增加了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因此，农村发展政策可通过改变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而改变流动迁移动机达到控制流动迁移数量的目的。一般来说，农村发展政策越利于社区发展，或者社区条件越好，农业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Findley，1987；Qian，1996)。Zhu Junming(1997)利用部分地区的样本数据却得到相反的结论，他通过列表显示，社区越发达，家庭人口迁移的可能性越高。这个结论很奇怪，估计与样本代表性有关或没有注意变量的内生性。 那么，哪些社区变量对劳动力流动迁移决策影响最大? 第一，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在中国农业资源比较均衡的情况下，非农产业发展好，意味着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多，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可能性小。中国江苏、浙江及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企业最发达，不仅吸收了本地劳动力就业，而且还吸收了大量外地农民工就业。本文用乡镇企业就业比重(即本村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与全村劳动力人数比重)来反映本村社区非农业发展水平和社区的总体发展水平。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