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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制度建设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人们常说的诚信。诚信的本意就是自觉地遵守制度。当人们意识到，遵守制度可以更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利益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自觉遵守制度。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基础是，制度必须能够使多方面的社会利益构成部分在矛盾冲突面前得到平衡。通俗说就是，制度得保证每一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都能够得到必要程度的维护。
第二个层次是维护诚信的制度效率。任何社会都会有缺乏诚信、唯利是图到企图依靠破坏制度来牟取私利的人。维护制度仅仅靠竞争、消费者选择等市场化力量不行。关键是要有能够及时发现那些违规者，并且对这些违规者施以惩罚的社会强制力量，例如政府的力量、法律的力量。而且这种惩罚还得强大到足以使违规成本远远超过违规收益。这就是“监管”。无须讳言的事实是，在低效率的制度背景下，好人也会被迫用“违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一个社会诚信不倡，那么首先就得检查这个社会维护诚信的制度效率是否太低。
第三个层次是对制度本身的调整机制。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永远“摆平”所有方面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当社会某一个群体已经无法用遵守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会转为选择破坏制度来主张自己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其“血汗工厂'制度”的监管不可谓不严格。但当劳动要素的利益与资本要素的利益尖锐到无法调和时，“罢工”以致“暴力革命”等对制度的反抗就必然会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在“一大二公”的制度体系下，当农民无法用遵守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也无法阻止农民用“出工不出力”的办法来抵制制度。这种情况下，“监管”已经无能为力。调整制度本身就成为必要。例如在战后发达国家中资本对劳动要素的利益妥协，例如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经济关系的调整。
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于是就“饮鸩止渴”，靠造假账，特别是虚增利润的假账来吸引投资者，以促进资源向这个领域大规模集中。因为离开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就不可能有新经济。可以断言的是，监管、审计、公司治理实际上都难以应对技术进步这个挑战。一个极其重大的新问题在考验人类智慧：新经济条件下，资本该怎么活？
也许会有人诘问，安然公司是一个传统的能源公司，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本“无形损耗”远没有高科技领域那么显著，为什么安然公司也会造假呢?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前期全社会对“新经济”的过度乐观预期导致资源迅速向高科技企业集中，导致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之间在争夺增量资源投入上的尖锐冲突。在对增量资源投入的竞争中，传统产业作出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安然公司的造假，一个是美国加州的大规模电力危机。这同样是新经济的挑战，不过是挑战的另一种提法而已。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中国的假账与技术进步无关
特别有必要申明一点：中国“银广厦”们的造假账和技术进步的挑战无关。我们当前面对的是两方面制度缺陷：一是社会利益平衡机制存在着不合理的倾斜。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国有投资者与非国有投资者之间、与旧体制相连的企业职能与出资人利益之间，对一方利益的过度偏袒导致了制度对造假的容忍甚至纵容。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帮助、支持企业造假上市，相当多的国有大股东靠欺骗公众投资者来获取利益，一些从旧体制延续而来的企业为了维护局部劳动者的就业、职工福利最大化等利益要求而不惜牺牲出资人所要求的利润目标等；二是对非法利益缺乏有效的抑制机制。一些公司在上市过程中发生的利用行政权力的“寻租”腐败、利用违规入市的银行资金操纵市场的“庄家”与上市公司的合谋串通、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利用职权牟取个人利益等现象之所以展现不绝，关键是这些非法利益的存在成为了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前我们最迫切要问的，其实不仅是否存在着制度“真空”，也不仅是违规成本是否足够大，而是哪些人，哪些利益群体从制度缺陷、从造假中获取了好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