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转轨经济与江浙模式(1)论文(3)
2014-12-21 01:23
导读：在发展战略的改变上也有分权改革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作用的因素。一些文献把中国在1978年后改变了发展战略作为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
在发展战略的改变上也有分权改革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作用的因素。一些文献把中国在1978年后改变了发展战略作为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导致战略改变的是因为市场价格信号起了作用（林毅夫等，1995）。虽有道理，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国在很长时间内也会没有选对发展战略。一般说来，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不存在选择发展战略的问题。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将会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自动地给出发展的过程，发展战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是一种政府行为，往往和超常规发展有关，即和发展中国家的或后发工业国的政府干预和赶超战略有关。发展战略的选择的是否恰当，和一国一地域的决策部门的信息把握程度有关，也和决策当局的决策目标函数的排序有关，大国的中央政府很自然地会把国家安全、国家尊严、体制稳定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因此常常选择和这些目标相关性高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无论是前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是如此。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选择发展战略上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没有完全主权，因而可以不受或少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选择向经济利益倾斜的发展战略。和这一点相类似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1978年以后的江浙地区的成功的经济发展与采取了和这一地区的资源禀赋相吻合的，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战略有关，而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有了相当的经济决策权。一般说来，地方政府在决策发展目标时会更多的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他们只能现实地依靠动员本地资源来发展经济。可以认为，1978年以后，中国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产业和地方分权改革，即把发展经济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有很大关系。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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