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奥运后的西部大开发(1)论文(2)
2015-03-22 01:03
导读:西部大开发的另一个投资来源应是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国内东西部地区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直到1999年都还在扩大。如1999年贵州的人均GDP仅
西部大开发的另一个投资来源应是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国内东西部地区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直到1999年都还在扩大。如1999年贵州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的36.3%,1990年与上海的比是7.3倍,1999年扩大到了12倍[3]。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说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比西部地区大得多的民间资本,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中不可忽视这一投资来源。
(三)利益导向的理论前提:非官方投资趋利论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投资来源是国外国内的非官方资本,但这些非官方资本的本性是趋利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4]。非官方投资是以利益为本,因此只有利益才能把非官方投资吸引过来。
在西部大开发讨论中,人们常说“人才是根本”、“教育是根本”。其实在大开发的启动过程中,人才和教育都不是根本。比如深圳从前有什么人才呢,可是后来人才都往那里跑;深圳直到现在都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可是名牌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在全国最高。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是它那里有“利益”和能够顺利获取利益的“市场机制”。我们有许多落后地区,它们并非不重视人才,遗憾的是它那里没有“金矿”,因此“淘金者”不会到它那里去。如果一个地方找遍每个角落都让投资者看不到一点利益,那么它就不要凑西部大开发的热闹,存留任何一丝吸引投资和人才的幻想;即使你怀着多么美好的愿望,市场机制也会无情地粉碎你的梦想。一个地方有利可图,投资者来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自己会决定,企业自己会根据科研、生产和市场的需要又用利益去吸引人才,不用政府去操心。可见吸引人才、发展科技和教育,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的问题。做好利益导向,投资就来了;投资来了,人才就来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利益——投资——人才”的良性循环机制。大开发没有人才不行,但如果没有利益,没有投资,就永远不会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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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沿海地区纷纷表示要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但这些地区的决策者都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只能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参与大开发。不少东部企业界的人士也认为,开发
西部说白了是个经济进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西部大开发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企业必须利字当头,如果无利可图,是不会去投资的。目前浙江商人在新疆从事经营的有8万人,在陕西有12万人,在西南各省有20万人,在西藏地区也有数千人[5]。他们不是政府安排去的,而是自发去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那里“有利可图”。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大开发不能重复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西部“三线建设”那种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而应根据投资的趋利本性,利用市场化手段来吸引国外国内广大的民间投资。西部开发急需投资,而投资主要来自非官方资本,非官方资本的本性是趋利的,因此要吸引它必须靠利益作导向。
(四)法制准备的理论前提:投资安全需求论
投资不仅需要利润,而且需要安全。任何一个投资者,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都希望把钱投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从而平稳地实现其利润。如果一个地方虽然看起来有利可图,但没有安全保障,那么投资者就会裹足不前甚而断然回首。投资的安全环境靠什么来提供,只能靠法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健康的投资人对法治安全的需求超过其对财富冒险增长的需求。现在的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投资利润不是通过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无法无天的冒险来获取,而是要在有利于投资的立法保障下,在良好安全的法治环境中来合法地获取。因此西部大开发地区要大量引进国外国内的投资,就必须作好法制准备,提供一个让外来投资能安全“图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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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定律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不同的投资环境,利益和安全都是一个变量,投资也是一个变量;但投资变量是由利益变量和安全变量决定的。根据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确立这样一个并不表示确切量变但反映量变方向的投资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