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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演进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主流化倾向(2)

2015-07-04 01:27
导读:依照流行的看法,发展经济学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事实上,早在40年代之前,像中国这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落后大国就已经

  依照流行的看法,发展经济学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事实上,早在40年代之前,像中国这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落后大国就已经启动了它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在当时还不算是一种主流现象(趋势),不足以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及其经济学界的注意,创建一门分支经济学来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似无必要。因此,关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自然被划入了经济史学、社会学的范围。所以不仅要了解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思想,而且还需要了解1945年之前落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被解释的。
  罗斯托坚持认为,19世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压力之下,被迫参与到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来的。一个落后、孤立及封闭的社会在西方政治、经济与军事冲击下,不情愿(无奈)地做出了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选择。也可以说,在落后国家(地区)做出“发展现代经济”选择的所有动机中,“反应性民族主义”动机是其中最强烈的。韦伯、汤因比及享廷顿都强调落后国家(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是西方冲击的结果。罗斯托在详细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发展史的基础上,把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必经过程划分为:“传统→准备→起飞→成熟→高消费→追求质量”六个阶段,即著名的“起飞”论,并确信它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对于起飞概念在经验上是否存在仍有很大争议,但对于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应像西方一样进入现代,则不存在分歧。就像众多西方学者一再强调的,“我们的过去也曾经是未来。”
  到了格尔申克龙那里,经济发展过程已无罗斯托那般整齐划一,但仍表现出线性(直线)的、非连续性的特征。在其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中,格尔申克龙以19世纪德国与俄国的经验为例,推出一个(在当时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即著名的“后发优势”、“大冲刺”理论假说,并以此来说明落后国工业化过程的特点。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关于罗斯托、格尔申克龙等人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假说的局限性,已大量见诸于经济史学、发展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但是,对于这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与发展经济学演进之间的关系,则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内维尔·凯恩斯(2001)看来,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理论,其基础的形成主要直接借助于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发展经济学家是否承认,经济史学在相当程度上为发展经济学的演进提供了事实上的指南。1945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意识的努力发展经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致选择。此时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经济的努力在本质上与经济史学所记录的19世纪中国的情况并无大的区别:面对享有极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相应国际地位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及其人民希望改善自身处境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基础薄弱与资源匮乏之间矛盾的激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极端紧张的性质:在时间上,想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在空间上,改善其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显得十分迫切(陈明明,2001)。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现代经济发展逻辑:资本主义文明是值得向往的,依照发达国家的经历,也确实存在着克服低劣条件,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对既定模式进行合理偏移,最终实现跳跃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突然间涌现出了众多享有政治独立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前提的话,那么经济史学家所揭示出来的特殊经济发展逻辑则确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Myrdal于1957年曾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作为一种主要政策目标的共同要求在不发达国家出现,把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定义,认同经济发展是政府的一项任务……所有这些成为历史中全新的事情。”(注:MYRDAL,GUNNAR.EconomicTheoryandDevelopedRegions[M].DuckworthLondon,1957.23-24.)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现代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地重现于发展中国家身上,在这里转变成为一种国家政策目标。特殊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一种特殊的(政策)制度安排:面对国家经济剩余水平低下,市场机制不健全……,为发展能带来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重化工工业,由国家出面动员(调集)资源,组织经济活动(如创建人民公社、国有企业)。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或者说中心问题就是“弄清楚过去改变了发达国家的那种过程的性质,为什么它现在不出现在欠发达国家,今后能够做些什么去推动这个过程。”(注: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1-202.)显然,与经济史学一样,发展经济学仍然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逻辑假设。具体而言,它进一步假定“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关注于让已经发生的事情,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不同的环境中再次发生。库兹涅茨的表述更为清楚:“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一个长波段,发端于欧洲,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波段到达最晚的地方。因为开端的革新是以欧洲的制度和价值观为基础的,而这种制度和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却难以被接受。”(注:石川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37-38.)因此,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发展经济学包含两层含义:(1)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存在,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具有独特性;以及(2)也是最重要的,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赫希曼的发难,并非流行观点解释的那样,仅指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他感到失望的是,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的发展经济学,在塑造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及其人民已经放弃了发展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文明仍是值得追求的。同样地,那些继续捍卫发展经济学独立学科地位的人(如Lewis)也并没有轻言放弃“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这一发展经济学的最后底线。尽管对发展经济学的具体理论及其对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但发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着确定的内涵,却是无疑的。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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