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和中国经济增长(1)论文(2)
2015-07-14 01:03
导读：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发生显著上升的时间的确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后。这首先可以从我们计算出的整个经济的实际资本—劳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发生显著上升的时间的确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后。这首先可以从我们计算出的整个经济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格式得到证实(这里使用的是张军和施少华(2000)整理的1978-1998年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总量数据，作者对1998-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经济部门中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10年，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基本是变化不太显著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加速。所以，大体上，1989—1990年似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同时观察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加速提高了。尤其是我国近几年向重化工发展的趋势，加速了我国资本密度的上升。但是，随着资本密度的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出现递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资本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容置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劳动、技术、资源)，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以来，经济的增长率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过早出现的资本深化已经开始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一)引起投资效率明显下降
我们知道，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观察资本生产率变动的一个量标就是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依据索洛(Solow,1957)发展出来的关于增长核算学的一个简单分解方法，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外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gy=αg1 (1-α)gk e
其中，gy，g1和gk分别是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e为索洛残差，或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PP)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它可以反映或者捕捉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化。经过变换，我们就可以得到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的表达式：
gk-gy=α(gk-g1)-e
或者g(K／Y)=αg(K／L)-g(TFP)
在现有的文献里，资本的边际效率常常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来衡量。而且边际资本—产出比率是一个更容易计算的指标。因为根据定义，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与资本存量变动的比率。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动(dK)等于投资流量(1)，因此，在总量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1)来表示。显然，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dGDP／I)的倒数：
ICOR=I／dGDP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在表1计算出了1980-2003年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并将5年移动平均的ICOR的变动格式描绘在图2中。图2非常清晰地显示，改革以来，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在维持了10多年的近乎常量之后，从1994年开始急剧上升了，意味着投资的边际效率在1994年以后显著恶化了。
因为资本—产出比率(K／Y)等于资本的产出弹性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乘积，所以，图2显示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格式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产出比率的类似变动轨迹。根据我们前面计算的数据可以看出，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也大约同时在1993-1994年开始急剧上升了。
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增长率时，需要由较高的储蓄率来支撑，由此形成了消费不足及就业率下降的明显趋势；另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不断增加时，加上技术进步作用的效应弱化，使得资本或投资本身的报酬递减，失去了经济增长支撑本身的能力，由此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低下的增长现象，经济增长转向非集约型方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