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社会构建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选(2)

　　
　　1．“医疗费用”的普遍担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拉大。而因素是决定医疗需求的主要因素。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首先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增加收入，保证眼前的生存需要，而不是满足医疗保障需求；即便是有医疗需求，也无力使其转化为医疗消费。特别是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快于农民收入增长，这就更加影响了农民求医治病的信心，从而进一部减少了农民的医疗消费。农民“不怕穷，就怕病”，“小病拖，中病熬，大病来了没着落”。眼下，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对付大病、重病和疑难病的医疗开支就更显得无能为力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不在少数。

　　调研显示，近年来在市、区(县)的支持下，郊区农民“看病难”相对有所缓和，但“看病贵”的问题甚为突出。在蒋桥村农民每人每年交费80元，只能在限定的几所医院看病，在村卫生室报销，但每张发票作了限额，实际不管开支多少，只能报销7元，另在镇级卫生院，每张发票只能报销15元。八成农民反映，由于“报销率太低”，“费太贵”，农民最担心生病，尤其是“生大病”，一些农民“有病也不敢治，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垮家庭”。问卷同时显示，有近一半的农民近三年来没有参加过体检，保障情况堪忧，因病致穷、因病返贫仍是当前造成郊区农村困难家庭的主要原因。如图3所示，村民“因病致贫”的约为五成。

　　2．“子女养老”压力的增大。中国农村的老人赡养长期以来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子女负担方式，家庭保障机制以代际之间的互惠为基础，通过家庭成员之问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情感来完成，具有鲜明的自觉性。在农村中，生儿育女实际上是在进行，“寄儿防老”是农民朴素的价值观，通过养育下一代，使自己年老时能得到赡养。

　　调研发现，目前“子女养老”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如图4所示，八成的村民都是沿袭这种方式养老。但是，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深入，农村家庭保障方式因家庭规模、结构的变迁与流动的频繁而迅速弱化，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一方面，随着农民非化收入的增加，农村中拥有较高程度的青壮年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超过了老一代，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下降，家庭凝聚力开始削弱，家庭道德规范逐渐失去了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向了城市，其中主要是农村青壮年，而大量的老弱病残仍留在农村中，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子女和父母的空间距离拉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交流减少，使道德规范能力无怯起作用，也为那些不愿承担家庭责任，不向老年人提供生话支持的成年子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家庭结构正逐渐朝着4—2一l或4—2—2方向发展，家庭的小型化使抚养比迅速增大，从而使农村老年人“养儿防老”的压力也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