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毕业论文(2)
2015-02-25 01:08
导读：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一的规定发
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一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我国目前腐败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败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一定时间相对固定的，即根据腐败程度严重状况不同，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十分严重者，将被判处死刑，腐败的成本达到最大化。虽然，我国对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即同样的腐败，受到惩罚的轻重程度可能大不一样，往往职位高者、关系网多者，处罚相对会轻一些，但受惩成本一般是可以测算的。我国目前腐败的受惩成本也是不高的。一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二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所以，除了一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外，绝大多数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而即使这样，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现象被发现受到惩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
政治学和
法学教授，蜚声国际的腐败问题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还远远低于三分之一。”从我国的情况看，受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导致公权太多，又加上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机制、体制、法制又不健全，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比较大，而监督机构又不完善，力量也比较薄弱，腐败被发现受到的惩罚的概率也不是很大，估计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即最多有三分之一的腐败交易者会发现并受到查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如果按照30%的被发现概率来计算，腐败的受惩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纪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这个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国，虽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存在腐败产生率总是高于“死亡率”，腐败问题蔓延发展势头总是难以遏制，一些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腐败的成本明显偏低，而腐败的收益则较高，与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别是社会上“丢了党票，抱了金娃”、“一人坐牢，全家享福”、“亏了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等现象
